意識形態領域的擴張,通過民粹重建威權

──對習中央第一任職期的宏觀掃描

吳慢山

  習當政之始的宏大政治敘事

 

  習近平有著宏大的夢想,他第一次亮相是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近代史展廳,他將政治話語前移到一八四○年,即中國近代史的開始,也是被中國主流史家認為的,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始。而他的講話與廣場上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形成呼應,紀念碑上紀念的,是五四以來的中國革命英烈,並上溯到一八四○年以來的革命英烈。中共設立的廣場英雄概念,顯然是一個有限的近代中國的概念,而這個概念裡,明顯有著對抗西方的意味,近代西方與當代西方,被混同在一起,其意識形態的用意或暗示,非常明顯。

 

  所以,近代史分為中國近代史與世界近代史,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完全另類的政治概念,被中國史家與政客們造成了中國受外來力量欺負的歷史,並引申出落後就要挨打的另面達爾文主義。中國必須強,成為一種病態的歷史過激反應。這一心態的另一種表現就是抗日神劇,拼命地臆造抗日史,使其變成中共的抗日史,變成兒童團與農民戰爭的橫店抗日史。

 

  這種屈辱史的應急反應,已然成為一種歷史邏輯,正是這種邏輯,套住了習近平與他同時代的一代政客。

 

  習在這次中常委集體亮相時,將自己的任期政治關鍵詞定格在中國夢三個字,與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相比,習的政治關鍵詞非常「務虛」,他自己填充的主旨內容是「復興中國」。為什麼要復興中國呢,因為近代以前,中國是領先世界各國的,只是到了近代,由於列強的「入侵」,中國開始敗落。而今,中國開始了崛起,可以與列強分庭抗禮了,中國必須以強示人,沉睡的雄獅,開始醒來。習在國際社會強調的,當然是和平的雄獅。

 

  民族主義最能激發人民愛國熱情,習近平繼續利用之,正是中國夢的政治指向是復興中國,那麼,習當政第一個任期,我們看出來,對西方在意識形態上的敵意,沒有減少,反而加強,將普世價值定性為西方價值,中國不能接受的價值,甚至是敵對勢力搞亂中國的陰謀理念。

 

  對意識形態進行革命式強化,大有復活文革之勢。

 

  民族主義必然強軍,甚至以軍國主義方式來顯示國家英雄氣質,激發雄心鬥志,在市場經濟時代如此而為之,與打雞血沒有二致。但它起到了局部效果,從釣魚島事件之時,愛國示威活動燒日系汽車,甚至打死開日本車的車主,到這次薩德事件,政府暗中支持與煽動愛國民眾上街,阻止消費者到韓國樂天企業商店消費,都可以看出政府在動員民族主義勢力方面,駕輕就熟。中共的體制,非常有利於這種街頭活動,與文革之時相比,已做到了收放自如,既可以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民眾的民間力量,又讓國際社會無法直接指證,中國政府在直接破壞外資企業經營。

 

  復活傳統,為我所用

 

  復活傳說中的繁榮的中國,但無法復活天道、天意,還有君權天授。

 

  形而上的神聖精神無法復興,只能復興形而下的儒家禮教、儒家文化,儒家道義精神,也無法張揚,而落實到教育層面,就是讓孩子們背弟子規了,還有整個社會宣傳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圖居然可以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行而宣之,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卻居然也與普世價值相敵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有自由民主的核心內容)。

 

  我們通過習當政之後,習中央核心成員宣誓地點與誓言,就可以理清習當政之後的邏輯脈絡。

 

  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必然形成合流。而軍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最易於集權與極權統治。再加上傳統的儒家禮教,禮教要讓整個社會形成尊卑秩序,要讓整個威權體系知敬畏、守規矩。漢初重臣不守規矩,劉邦覺得沒有面子與威權,儒家制定規矩之後,劉邦第一次享受到做皇帝的威嚴與快意。這是習要求官員們守規矩的深意所在,傳統的禮教守規矩,加上共產黨意識形態中的講政治,一虛一實,都在著力打造習中央絕對的威權。

 

  習實際是要成為兩個傳人,一個是龍的傳人,或中華文化的傳人,大力宣傳傳統文化,甚至重新抬高孔子,拜訪孔子故里,都是要扮演中華傳人的角色,以贏取民族性國家主義;二是要做馬克思主義或毛主義的革命紅色傳人,在體制內獲得合法性與威權,習不再談黨政分離,甚至王岐山反對黨政分開,習中央要打造的是黨的戰鬥堡壘作用,做大做實中共,以提升自己的威權。這一點習對毛是反其道而行之,毛一直反對孔儒,晚年則顛覆了中共的統治,實現了一人之治。

 

  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的效應

 

  習近平當政之初甚至提出文革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這句話顯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為中共已明確文革是重大錯誤,如果文革不被否定,那麼需要重新評定文革,習的這一表態,使左派與文革勢力得到鼓勵,對普世價值或憲政民主派形成壓力。復興左翼應該是中共高層的一種政治伎倆,借左打右,借右打左,權貴勢力或中共統治當局毫髮無損,坐收漁人或愚民之利。

 

  顯然,習近平想縫合一些意識形態因素,這是基於他的紅二代身份。更多的傾向於其紅色背景,以便凝聚紅二代與左派的力量,因為在他成長過程中,在他升遷過程中,這一力量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他主導的意識形態整體左傾,公然反對普世價值,都是其身份決定的。對毛左勢力,不是他不想反,而是不敢反,這一勢力能夠讓他更具紅色帝王感,並獲得整個黨系的支撐,他何樂而不為之。

 

  習當政之後幾年,意識形態領域大步倒退令人困惑、不解,並造成了知識分子的敵意。某種意義是,習中央製造了與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分裂,具體表現在,對普世價值的公開批判,對憲政民主制度的抵制與醜化,凡與西方文明世界接軌的價值理念均不允許在高校與媒體上傳播,對知識分子與媒體人、網絡有影響力的異見人士進行封殺,要求體制內媒體姓黨,並對網絡媒體進行控制與干預。

 

  我曾撰文,習第一個五年,國家文藝沒有復興,紅色文革卻已然復辟。中央黨校還有天安門廣場等店面裡,公開擺放著習的各種著作與畫像,人們已然忘卻當年鄧小平等人批倒華國鋒的一條罪狀,就是製造個人崇拜,並發文不允許搞新的崇拜,不允許製作領導人的巨幅畫像。

 

  一些低趣的招數也被使用,譬如通過官方渠道大力扶持周小平、花千芳這樣的五毛級文藝愛好者,而這與習自己宣稱的文藝趣味,形成巨大反差,在許多國際場合,人們都聽到他在延安時期,甚至更早的時間裡,閱讀了大量西方文藝與哲學名著,而這樣的閱讀量與閱讀檔次,卻推崇周小平這樣只有愛國情操與頌聖情懷的人。難道政治真的可以超越一切文化趣味,是統帥是靈魂也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

 

(作者為大陸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