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項原來不讀書」

──中國政治轉型的轉型

(美國)王軍濤

  中國政治大變局的拐點已浮現

 

  二○一七年注定是中國政壇的重要年份,中共十九大將在這年的秋季舉行。根據此前中共政治發展態勢,這次大會將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政治上確認習近平的獨裁領導地位。雖然人事變動還會不斷產生熱點和冷門,但其走勢的基本脈絡和結局,應該懸念不大:中共的黨國全面「習化」,由隱蔽的一黨獨裁的姓「黨」轉向赤裸裸姓「習」。中共值得關注的制度和政策取向變化,要在十九大之後習近平的施政中,才有機會展現。另一方面,民間政治出現新熱點,不僅其風頭和力度蓋過一直佔據媒體中心的朝局變動信息,而且給人印象,這種民間變動對中共統治也已造成巨大衝擊力,會牽動甚至顛覆一度成為定局的「習化」朝局。

 

  二○一七年年初,新近進入視頻的明鏡出版集團密集報道中共高層動向,特別是為各界人士揭批中共領導人的腐敗提供機會,極大地刺激了公眾政治興趣。四月下旬,「美國之音」切斷了一次揭露中共反腐一號領袖王岐山家族腐敗的直播,甚至引發眾怒。「美國之音」以恪守專業規則為由解釋這一決定並處理當事工作人員,不僅沒有平息眾怒,反而導致「美國之音」在華人異議群體中積攢數十年的威信受到重創。

 

  當然,就像任何突現驟起的熱點人物和事件一樣,這些衝擊中共的轟動效應也引發不少反對聲音。有人想從搜尋這些以挑戰姿態揭露中共高官腐敗者的人生經歷的角度,否認挑戰者;有人從各種專業角度進行分析,質疑這些事件的可靠性;還有人從政治立場和中國政壇微妙背景角度,定位這些挑戰者和事件的中共派系歸屬,消解這些人物和事件的政治意義,進而削弱其對中共的政治衝擊力。但這些反對聲音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成為推動爆料網紅更熱更紅的「托兒」。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討論這些衝擊中共統治的人物和事件所揭示出的中國政治的意義。這裡,筆者只想討論一個問題:從政治轉型角度看,這是一類衝擊中共統治的新現象,這些新現象預示著中國政治大變局的動力機制正在轉換。中國即將有政治大變局,這是朝野都知道或遲或早會發生的事情;這場變局中中共高層分化和內鬥會起重大作用;對此,朝野中外也有共識。但朝局變化在中國變局中起什麼作用?各方看法不一。胡平說,這些新衝擊是中共內部反習派的最後機會。而新衝擊的重要人物則說,一切才剛剛開始。筆者認為,這兩個說法都成立。而綜合兩個說法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正在由朝政轉向民間,而政治轉型的民間推手也在經歷重大轉型。

 

  暴政下的民間運動「痞子化」

 

  中國政治轉型的推動力轉向民間,這不是新鮮說法,劉曉波真正以崇高使命感進入政壇後就一直談論這個觀點。然而,後八九的民間運動雖然尋求獨立的思想、組織、行動和資源,但還是像八○年代政治改革推手一樣,內心中雖然自覺扮演主導方向的推手,但國家整體政改及方向還是交由統治集團決定;這不是心甘情願的認同,而是因為中共壟斷所有資源和管死民間運動聯絡和行動空間的無奈。在這種極權體制下,當統治者無意改革時,民間發動大規模改革其實是個綜合各種政治史傳說故事後的想像。

 

  在人類政治史上,啟動和完成憲政民主改革的,除了少數小政治共同體外,大都是來自民間。即使統治者啟動的改革,到一定階段,也變成民間運動承擔主要角色。這是因為憲政民主國家是多元政治力量公開平等規則競爭上任公職、並可以通過分化的國家權力而相互制衡。只有通過多元政治力量間商討和談判或互動創建的憲政才是穩定、可靠和真實運行的制度。善政良治可以由統治者恩賜,憲政民主必須是民間力量間的互動創制。民間力量的政治成熟或素質,就是決定轉型成敗、代價和質量的關鍵因素。

 

  然而,轉型期承擔啟動和主導功能的民間力量其實是轉型前政體和統治者統治術決定的。在英國保守主義者批判法國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激進主義傾向導致的災難後果時,托克維爾卻把眼光投向造成大革命激進主義的根源,這就是大革命前的舊制度。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中為推行善政強化的王權,壓迫民間社會萎縮,使得反對運動領袖不再是對社會管理有平衡穩健的直覺和對社會變革後果有強烈的責任感的各類管理者,而是一批從理念出發批判現實的異議知識分子領袖。這是激進主義的根源。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關係其實是說:轉型前的大政府導致轉型中激進主義支配的暴民政治;而暴民政治不太可能創造出憲政民主政體。

 

  如果我們對暴民政治進行更仔細的梳理就會發現:暴民政治可分為不同種類。托克維爾批判的法國大革命的暴民政治是理想主義的暴民;是不顧現實精致平衡機制而簡單實現理想的道德高尚者。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建立了成熟的極權國家,國家強大到對獨立知識分子進行摧毀性鎮壓,反對運動不僅在體制內、而且在正常民間社會都沒有聯絡、組織和行動資源的合法空間。在這種體制下,只有反社會的江湖或者黑社會才有獨立的聯絡、組織和行動資源。這就是中國兩千年來能夠發動顛覆政權和改換制度的力量往往起自江湖中的原因。法國的大政府造就理想主義暴民,而中國的極權體制造就「痞子」。其實,改朝換代和政體轉型期起重大作用的「痞子」並不是反社會犯罪分子的痞子;罪犯痞子並不關心政治,走到頭不過是打家劫舍、嘯聚山林。極權體制的推翻者是以正常社會不容的江湖心態和方式動員資源、組織力量和進行行動的活動家。

 

  其實,目前最具衝擊力轟動效應的爆料內容並沒有超過坊間傳言的執政黨腐敗程度;言之鑿鑿的傳言中,王岐山乃至習近平還有私生孩子;有人說,如果薄瓜瓜留學接受財物可以算作薄熙來受賄的話,習明澤留學的錢也可以被懷疑是習近平受賄。《紐約時報》、彭博社和巴拿馬文件的爆料都比現在的爆料揭露得更多,也更專業。國內多家媒體也很專業地舉證數據,揭露海航爆炸式發展及其問題。但所有這些都沒什麼轟動影響,就是因為其方式的專業理性失去大眾讀者。而目前衝擊者的強勢挑戰姿態,才是獲得轟動效應和廣泛支持的重要因素。在公眾中,當這種強勢姿態壓倒理性成為公眾相信和認可的反對者素質時,這個社會的政治轉型動力機制就變了;江湖氣質將成為民間運動有行動能力的領袖的特徵。

 

  轉型風險前景與改革者宿命

 

  社會不滿情緒激進化是暴政的後果。但轉型的風險卻因此大大增加。抱怨余英時形容為邊緣人的江湖人物成為民間運動領袖,既於事無補也不正確。因為這是統治者以嚴酷鎮壓堵死了理性討論指導和推動變革的和平之路後的結果。在暴政高壓下,正常生活中的民眾心態平和理性時,不敢關心和思考政治;當暴政激怒公眾關注政治時,公眾的義憤常常不顧甚至厭惡平和的理性。當公眾認為不合理或不義的暴政必須結束而統治者又鎮壓羞辱和平變革者時,基於常識的人們就會呼喚和支持那些江湖氣質的領袖挑戰暴政。而那些平和公允的理性分析,反而顯得像是為暴政洗地的瓦解革命的行為。

 

  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子就是在反對運動經歷這樣的轉換時發生的悲劇。伴隨著轉型動力機制和民間反對運動領袖素質的轉變,這類悲劇很快就會在大陸再度上演。

 

  在民間反對運動領袖和轉型動力機制出現這樣轉換時,「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有了新的意義。這不是忍受暴政迫害和民間誤解的身心折磨,而是要選擇是否要投入一場地獄般的爭鬥,然後讓理念勝出,並且不因為博弈劣質化而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