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瑞典被誣為「罪惡的淵藪」

──兼談歐洲難民問題的前因後果

(瑞典)茉 莉

  我流亡二十多年來深愛著的第二祖國,曾被譽為「世界的良心」的瑞典,一塊自由和平的綠洲,最近突然成了眾人激烈討伐的「罪惡的淵藪」,其實中文網絡早就充斥瑞典成了「強姦聖地」之類的謠言,還有對接收難民的「歐洲白左」之切齒辱罵。

 

  這些眾口鑠金的可怕指控,到底有幾分真實,幾分誣陷?二戰後,國際社會為抗衡野蠻而建立的新次序,所倡導的新的價值觀,今天正在遭到破壞。人們是否還有一點現實理性、歷史視野與人道價值觀,去認識當今歐美因難民問題而發生的嚴重危機?

 

  那年我被聯合國難民署送往瑞典

 

  一九九三年的冬天,我們一家作為配額難民,拿著聯合國難民署給予我們的庇護證明,從香港來到白雪皚皚的瑞典。很快我們就被安排讀瑞典語課程,之後我找到了做中文教師的工作。因為一直有中國「六四情結」,總盼著能有回國盡力的一天,我在流亡十五年後才無奈地加入瑞典籍。

 

  那是令人熱淚盈眶的時刻:廣場上,帶著瑞典國旗藍黃兩色的氣球緩緩升上天空。市政廳裡,政府官員表達對新公民的熱烈歡迎之後,瑞典人為我們跳起了傳統民族舞。「祖國」一詞,在那天給予我新的意義──自由之所在、人們相愛的地方。

 

  在與各國移民和難民一同入籍瑞典的那一天,心懷感恩的我,想起美國自由女神像底座的詩句:「把你/那勞瘁貧賤的流民/那嚮往自由呼吸,又被無情拋棄/那擁擠於彼岸悲慘哀吟/那驟雨暴風中翻覆的驚魂/全都給我!」

 

  無論在瑞典求學還是工作,我都有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與難民。在我任教多年的母語中心,教育局開辦了三十幾種外語課程,我因此有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同事──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各種語言的教師。說實話,我從未感覺到那些溫和穆斯林知識分子與我有什麼不同,甚至覺得他們比我更聰明,更容易掌握瑞典語,在歷史地理上,阿拉伯國家與歐洲唇齒相依。

 

  我們曾邀請年邁的圖書館退休館員約瑟夫來家吃中國飯,他的故事始於二戰時的奧地利,一個三歲猶太兒童被瑞典家庭收留的歷史。曾有一個叫馬茲的學生邀我去他家作客,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是早年被瑞典收留的六萬芬蘭戰爭兒童之一。除了活生生的現實,我還從書本上瞭解瑞典最光輝的人道救助歷史,例如,外交官瓦倫貝爾在二戰時拯救了十萬匈牙利猶太人。還有西德前總理勃蘭特,他在二戰時到中立國瑞典避難並加入瑞典籍,於一九七一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這個被稱為「人道之光」的國家到了二○一五年,其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巨大的難民潮席捲歐洲,出於悠久的人道主義理念與責任感,才九百多萬人口的瑞典,竟然在一年內接收了十六萬難民,這使國家在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等方面遭受極大的壓力與挑戰。

 

  歐美接受難民都是慈善救濟嗎?

 

  在某些人看來,歐洲國家接受難民是一種純粹的慈善救濟,是白左為顯示其好心所做的坑害本國的壞事。以他們的視野和心胸,他們只能看到瑞典和德國做慈善的這一面,看不到更深更廣的歷史現實因素。

 

  早在一九五○年,一個負責保護難民的機構──聯合國難民署(UN Refugee Agency)在日內瓦成立。一九五一年聯合國通過了《難民地位公約》,善待難民成了戰後文明社會的共識。

 

  毫無疑問,凡締約國都有義務遵守「難民地位協議」。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認識難民的產生的前因後果。前不久法國總統候選人馬克隆表示:法國過去在阿爾及利亞殖民,犯下了「反人類的罪行」。這就說明了當今歐洲穆斯林移民的一個來源──來自殖民地附屬國。至於來自非洲的黑人移民,則源於更早的歐美大西洋奴隸貿易。

 

  當西方工業革命需要大量勞動力時,歐洲國家從其殖民地引進移民。例如,英國與法國都曾以阿拉伯人填補本國底層工作的空缺。一些歐洲城市如巴黎郊區,因此聚集了不少背井離鄉前來工作的穆斯林移民。在現代人權與平等制度建立起來後,歐洲國家大都善待移民,採取了多元文化政策。

 

  即使沒有參與過販奴、殖民與戰爭,無辜的瑞典也有急需外國勞動力的時候。瑞典老人告訴我,六、七十年代工業化時,企業主不分晝夜地守在機場,等候來自土耳其的勞工。那時經濟增長,瑞典幾乎沒有失業率。社民黨首相一高興,不但給予移民很好的福利,還決定給所有移民子女開設母語課,以報答移民勞工對瑞典工業化的貢獻。但後來科技發展,使歐洲不再需要太多底層勞工,文化較低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子女陷入失業困境,因此產生伊斯蘭極端化的溫床。

 

  至於近年來令歐洲無法招架的敘利亞難民潮,其源頭與國際反恐戰爭有關。由於中國和俄國在聯合國多次否決敘利亞問題決議,導致恐怖組織ISIS坐大,敘利亞文明古國在戰火中變成一片廢墟,流離失所的難民如潮水一般湧入離他們最近的歐洲。

 

  二戰後建立的人文價值受威脅

 

  在某些人眼裡,難民都是一些前來西方騙吃福利的乞丐,是圖謀不軌的伊斯蘭恐怖分子,而我認識的穆斯林難民大都是有尊嚴愛和平的人,他們也是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受害者。在我居住的城市,我親眼看到一些曾把自己包裹在黑罩袍中的穆斯林女性,後來換成色彩鮮豔的簡易頭巾,有的甚至不戴頭巾了,畢竟女人都是愛美的。不少難民在祖國原是有事業有家產的,因戰爭傾家蕩產背井離鄉,北歐良園雖好終非故鄉,他們心中有很大的失落感。

 

  我曾與一位阿富汗作家在圖書館會面,聽他談如何在異鄉用阿富汗語寫作,以及他的父輩學者所研究的中亞歷史。他還告訴我,反恐戰爭如何摧毀了他一家的生活。這使我認識到,即使是正義戰爭,也不能讓平民付出極大代價而不負責。近年來,阿富汗人不再被歐盟視為符合難民資格,一些即將被瑞典遣返的年輕人選擇了自殺。

 

  還有一些來自非洲的教師同事,他們的家鄉因全球變暖而乾旱得連動物都無法活命,每天都有偷渡的非洲難民淹死在海裡。

 

  這一切深重的人間苦難,是某些反移民者不願看、不屑看、也絕不會承認的。他們只渲染伊斯蘭恐懼,只宣傳說穆斯林要淹沒基督教國家。我不否認伊斯蘭極端分子對歐洲的威脅,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用理性與數據說話,不要故意放大問題。

 

  例如,據白宮統計數字,美國每年約有三萬人死於槍擊,比歐洲國家因遭恐襲死亡的人數多得多。前瑞典首相卡爾‧比爾特說:「去年,光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謀殺案就比整個瑞典的謀殺案多出近一半,真糟糕。」

 

  種種謊言、歧視以及「另類真實」,在我看來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一樣可怕,它讓人們失去對難民的公正心與同理心。極右政客們在謊言的煙幕下,唆使縱容人們去歧視排斥多達人口十五億的穆斯林,並推卸西方國家對世界應當承擔的責任。

 

  反移民者企圖破壞的是二戰之後西方建立的新的人文價值觀,例如平等人權、環境保護、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等理念。他們無視《聯合國憲章》以及包括難民法的各種國際法規,甚至威脅到聯合國本身存在。聯合國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所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的國際組織,現在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正如新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警告說:「忽視人權是一種疾病,它正在世界的東西南北各個區域蔓延。」在深具基督教人道主義精神的瑞典遭受誣陷時,我發現人類有一種黑暗衝動本能,表現在對真善美的厭惡,對平等公正等價值的仇視。我所敬佩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宣稱:「西方的生存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競爭,它現在,並且一直是,一個道德上的競爭。」「只要善意和富有勇氣的人們拒絕失去對西方的信心,它就會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