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七十週年促進民主深化

 

(美國)王超華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也是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全面執政後第一次主持「二二八」紀念。島內外對紀念活動的期待和關注度,想當然應該會比以往更為強烈,紀念活動期間的各種反應,比起往年來,似乎應該會是只多不少。作為預先防範,文化部特別宣佈,假日期間關閉位於台北市中心顯著位置的中正紀念堂。但事實上,遍及全台的各種紀念活動中,只發生了有數的幾樁小型衝突。與往年相比,圍繞紀念日的氛圍主調,正在發生變化。悲情仍在,但已不是主導;隨著政治開放和越來越多青年世代的加入,真相和正義成為主要訴求。總統蔡英文的相關講話,呼應了這個變化,進一步加強了紀念「二二八」與深化台灣民主之間的內在聯繫。這個聯繫到目前為止的主要表述和要求,是追查真相和加害者。但其根本基礎還在於,七十年前台灣人民的政治要求逐漸得到表述和肯定,不再被「冤屈」的言說所壟斷或掩蓋。

 

  受難者與加害者

 

  七十年來,先是在兩蔣統治下長期戒嚴,其後又受制於台灣實現民主化的「寧靜革命」方式,從威權體制繼承而來的國家官僚機器所施加的拘束未去,「二二八」衝突中,台灣人民的政治要求一直被深深壓抑。一九八○年代末,鄭南榕等人發起「公義和平運動」,在全台各地舉辦講座和集會遊行,要求將「二二八」設定為國家和平日,才終於打破公開場合不得談論「二二八」的禁忌。從這時開始,「二二八」主要表述為因為政府不當行使國家機器和權力,令人民受難,家屬幾代人持續遭受恐嚇、污名、噤聲,既違反公義也妨害社會和平,必須要重新處理。也就是說,基本是從受害者角度,要求平反冤假錯案。

 

  一九九○年代初,總統李登輝在推動一系列民主化措施時,成立了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公佈部分檔案,其後決定對受難者給付國家賠償,為此專職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陳水扁首任總統期間,開始向「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後人頒發恢復名譽證書。那時二二八基金會曾組成「真相研究小組」,並在二○○七年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卻因種種阻礙未獲官方接受。與此同時,全台各地陸續設立「二二八」紀念建物和場館,輪替執政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都遵循了每年最高領導人出席「二二八」中樞紀念活動的慣例。

 

  但這種紀念活動,越來越令受難者家屬不滿。在馬英九總統任期內,這種不滿主要表現為難以消解的悲情。直至今日,卸任之後參與紀念,馬英九還強調說,面對家屬時要「將心比心,療傷止痛」。其實,正是他這種將家屬單方面視為「傷病」患者的態度,令人最難以接受。而長期從平反角度談論受難者,也助長了這類態度。這是今年「加害者」成為公共討論熱點的背景。蔡英文因應這個變化,在紀念活動中提出要在三年內完成檔案公開,釐清真相和責任歸屬,確認加害者。

 

  加害者與國民黨

 

  真相和責任歸屬成為「二二八」事件中心議題,首當其衝的就是蔣介石。今年「二二八」前夕國史館出版六本《二二八事件檔案匯編》新專輯,第一次披露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在三月二日正與民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交涉,讓步同意後者所提各項要求,但同時卻向蔣介石發急電要求派精銳兵員來台鎮壓。這份電報原件不但是陳儀當時兩面手法的鐵證,而且坐實了蔣介石的責任。本來每年「二二八」都有針對全台各地蔣介石塑像的惡搞和抗議,如今民進黨政府以推進轉型正義為號召,遂有文化部決定關閉中正紀念堂一天,將神化個人的紀念品下架、樂曲停播,並表示這些並不足以代表轉型正義。未來改變這座建築的名稱和用途,很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蔣介石和國民黨形象大幅受挫,國民黨人士如何回應?前總統馬英九強調對「二二八」要「就事論事」,對蔣介石要「功過並陳」,沒有否認老蔣責任。但他參加紀念活動本身,被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批為扮演「孝子」。蔡正元並披露自己著書章節,歷數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各地衝突期間陳儀如何表示信任「處理委員會」並宣佈解除戒嚴,而本省及滯台日籍人施行暴力製造恐怖,攻擊搶劫政府機關,尤其是共產黨員謝雪紅在台中公開集會號召舉行暴動奪取政權。於此,政府被迫回擊共黨和日諜謀亂,成為今年國民黨強硬派反對持續紀念「二二八」的主要論述。問題是,陳儀掌握信息程度和他決定當晚解嚴,卻留住主要軍力保護公署,其中仍有未解的矛盾。這一論述並不足以抵制開放檔案、追查真相的社會要求。

 

  恰在此時,北京也舉辦各種活動紀念「二二八」,新華社並發表專題社論,將這場一九四七年發生的流血事件稱作是台灣人民「愛國愛鄉」的鬥爭,是中國人民爭解放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容「台獨分子」為了分裂祖國而將其曲解。「愛國愛鄉」是個全新的提法,北京方面似乎忘記了,當時的「國」並不屬中共領導。

 

  青年世代與政治內涵

 

  北京奉行的解讀,高於蔡正元那種國府不得不重整社會秩序的實用主義(實踐中其實是寧可錯殺不可漏過),也超出民進黨目前主張的「真相與和解」,賦予「二二八」以特定的政治歷史意義。這是一個難以用中華民族「血濃於水」來解讀的歷史事件,也難於作為國府遷台之前台灣人民渴望統一的例證。當年因嚮往社會主義而不惜犧牲的台灣理想青年,被今天某些「左統」解釋為受到「祖國」感召,將前輩精神硬拗到民族主義小鞋裡,既牽強又令人遺憾。事實上,中共不得不借助的「抗暴」和求「解放」話語,本身就含有尊重自治的意涵。

 

  「二二八」在台灣公共話語裡一直徘徊在「歷史創傷」層面,至今仍有很多人強調,追求真相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悲劇重演。結果,「二二八」被長久鎖定在負面鏡像中。近來有台灣年輕人痛陳黨國教育抹煞台灣本土歷史,令他們對「二二八」和其後的白色恐怖所知無幾。對他們來說,每年「二二八」只是一次長假機會,這種情況也許與長期負面投影不無關係。今年高雄有青年團體牽頭的紀念活動,格外值得注意,令人欣慰。今年有親歷者回憶,當年民主自治概念和社會主義理想都曾非常流行。澄清真相,吸取血腥教訓之後,將來若能以正面價值重新審視二二八之前的社會理想,對於持續吸引未來青年世代,傳承歷史,深化民主,應能有更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