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夢滅,中國維權運動瀕臨終結

 

(大陸)野 渡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被稱為「中國律師良心」的張思之先生九秩華誕。在滿屏的「中國律師的榮耀和良心」、「引領著這個國家法治的正確航程」頌辭外,知名人權律師陳建剛拋出的《張思之論》對其炮轟,刷爆微信朋友圈,引發激烈爭議。

 

  張思之被外界稱為「中國最偉大的律師」,成名於為「兩案」(「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給他奠定更高地位的,是九十年代參與鮑彤、魏京生、高瑜、王軍濤等著名政治犯的辯護。劉曉波讚譽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人權律師第一人」。這位為反抗獨裁統治的異端權利辯護的人權律師,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情理上除了官方、五毛黨人外,在民間不應有很大爭議。但是陳建剛對其批評的文章卻得到了包括人權律師和民間活躍人士在內不少人的認可。

 

  近幾年民間輿論場的分化和撕裂凸顯了大陸政治光譜的劇變。在體制對民間的高度打壓和殘酷清場下,民間對自二○○三年中國維權運動興起的價值觀念和轉型路徑的梳理就成為必然。不合時宜的理念和人物都在這重估一切價值的思潮中而成為歷史的餘暉。

 

  民間輿論場的分化和撕裂

 

  這種價值觀的重構是完全拋棄了黨國視野下諸如「政改」、「法治」等話語,建構的是以對極權的抵抗為核心的民間變革主體價值觀。在體制對社會的全面高壓下,越來越多的人對黨國主導的改良不再抱任何期望,變革派知識分子推動的民間變革主體價值觀在思潮影響力大增。

 

  維權運動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其中必不可少的支柱是人權律師為維護人權和公民自由權等各種權利而行的一系列法律行動。但是這個支柱在黨權的強化下蕩然無存。市場化媒體重歸黨化和對微博等社交媒體工具的控制使維權的傳播與動員平台萎縮,對包括天網、民生觀察等民間維權信息網絡負責人的抓捕打擊了民間節點,而二○一五年的七○九大抓捕人權律師事件使維權行動的主體角色退場。最重要的是,維權運動以個案推動法治的主要目標在新極權粉墨登場後已被證偽。所以,維權運動在事實上已處於終結狀態。在社會思潮向抵抗運動演進的氛圍下,人權律師群體亦不可避免出現分化。在變革派人權律師的視野下,維權運動影響所及在律師界推崇的各種觀念也被一一梳理。

 

  七○九是律師分化最後一根稻草

 

  「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專業化、專業問題技術化、技術問題細節化」以去政治化通過技術層面的提高來推動政治進步的傳統維權律師派系被批評為在體制極化下已缺乏基本的誠實。大名鼎鼎的王立軍對警察的一番內部講話是對律師去政治化辯護之路的最好證明:「我們不是不懂政治,因為政治上我們沒有駕馭權,但他如果把政治變成法制,這是我們的強項。如果他要把法制過程當中的問題變成案子,咱們搞了這些年案子,他行嗎?搞政治我們只有一半的主動權;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

 

  「法治先行論」、「個案推動論」在無論是政治轉型學還是政治轉型現實都是違背常識和邏輯的話語體系等其實和改良派流行的「公民社會發育論」、「黨內民主論」,「遞進民主論」,「中產階級壯大論」等,都是希望在體制主導下,盡量避免刺激體制的非政治化操作,實現良性互動,一點點推動民主,演進出日漸強大的公民社會,並把此作為轉型必要條件。

 

  二○一一年的李莊案,傳統維權律師圈都包裝為在他們與公共知識分子的狙擊下才制止了文革的復辟,而最後高層的出手使薄熙來身敗名裂放大了法律圈的想像空間,讓他們寄託了體制、上下、內外互動的期望。在此情緒下,即使是李莊這樣的權貴白手套也得與「咸與維新」搖身一變成為公知。但是近幾年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的推行,證實了把一場宮闈內鬥視為文革與改革路線之爭的可笑。七○九大抓捕事件成為維權律師群體分化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堅定的變革派律師與傳統維權律師的決裂便成為必然。

 

  抵抗運動激流暗湧

 

  而在維權律師圈推崇的以技術化去政治化辯護還是法治先行論者,他們大都以張思之作為頂禮膜拜的對象。所以變革派人權律師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張思之,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無可否認的是,在整個九十年代,沒有比張思之更勇敢的律師。對一個老人家而言,他做了他應該做的。錯的是在一個抵抗運動到來的時代還把他擺上神壇成為中國所有人權律師唯一標杆的做法。

 

  法治夢滅,維權運動邁向終結,對新極權的抵抗運動激流暗湧。身份與立場的共識成為群體結合的基本紐帶,他必然首先是一個反對者,其次才是人權律師,公民記者,政治異議者等職業人士。他們將推動和塑造與舊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