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前春夏之交,中共黨內改革派、民主黨派、社會團體、高校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自發齊聚全國主要城市,人們舉標語,呼口號,湧向街頭,聲援在京和平請願抗議絕食的師生。這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深入人心的自發運動,表達了廣大民眾對政治現代化的強烈訴求。人們呼籲執政黨反腐肅貪,實行民主政治改革,其聲勢之浩大、呼聲之強烈、影響之深遠、即便五四運動也未必能及。

 

  迷信暴力把持權力的中共,出於對執政地位的極端不自信,把這場呼籲執政黨反腐倡廉繼而實行政治改革的民主運動,視作對中共執政地位的最大威脅,把走向街頭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視作最危險的敵人。驚慌失措之際,竟然下令野戰部隊圍剿清場。六月四日凌晨,密集的槍聲劃破北京的夜空,轟鳴的坦克把追夢人碾得粉碎……這是血腥的一天,一個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的日子;而中共則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留下最可恥的一頁。

 

  中共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兩年已經過去了,在又一個「六四」屠城紀念日的時候,這仍是一個不敢直面的話題,是一段企圖被掩蓋被抹去的歷史。每當「六四」來臨,我們總會向中共問一聲:你們何時才有向人民道歉的勇氣?何時才有歷史責任的擔當?何時才有公佈事實真相的自信?

 

  坦承歷史過錯、擔負歷史責任,是個人、政黨、國家乃至一個民族發展道路上繞不過去的坎。是遮遮掩掩、欲蓋彌彰,還是坦承公開,還原歷史真相,乃至賠禮道歉、追溯責任,這才是檢驗「三個自信」真假有無的最低標準。一個連錯誤都不肯承認的政黨,一個對歷史責任沒有擔當的政黨,這種「自信」不知從何說起。

 

  自信是一種信念,而不是給自己壯膽的口哨。要成為自信者,就要像自信者一樣去行動;無論是建功立業的義無反顧,還是過失罪責的勇於面對。因此,自信絕不只是一種積極性,一種自我評價上的積極態度,它更是一種行動,一種對社會責任、歷史責任的擔當。這對政治家來說尤其如此。一九七○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猶太紀念碑前偉大的一跪,使德波歷史積怨瞬間冰釋,勃蘭特跪下了,德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樣有擔當的行動,才有資格稱之為自信。身為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在國民黨統治台灣六十多年後,毅然決定代表國民黨向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道歉、認錯,並悔恨道歉來得太晚。同樣身負歷史罪責的國民黨,能為歷史悔罪並承擔政治責任,顯示出國民黨的勇氣和擔當,也顯示出國民黨在自我評價上的積極態度。

 

  勃蘭特的擔當為他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馬英九的道歉利於當年他競選中華民國總統。這樣的擔當和自信,當然不是虛張聲勢的自我標榜,而是與人為善的謙卑和心繫天下的心胸。它消除了仇恨,化解了積怨,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帶來了和平、希望和安寧。

 

  可惜中共並沒有這樣的自信,於是就有因責任而對公佈血腥清場真相的恐懼,因沒有擔當不敢面對亡靈的極度焦慮。標榜自信其實就是自卑,這種陰暗的心理最害怕陽光,最畏懼真相。他們不斷要掩蓋的豈止「六四」?即使是稱之為一場浩劫的「文革」、餓死數千萬人的「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何時有過公佈真相和表達歉意的一點意思?而真相公佈和歉意表達,則是一個政黨政治自信的基本所在。

 

  如果自信,就要在改善執政方式、建設現代政治的進程中正視歷史,釐清前任者的過失、罪責,對受害者主動道歉、平反,求得歷史的寬容和人民的諒解。德國的勃蘭特做到了,國民黨的馬英九做到了,那麼自詡為「三個自信」的中共呢?只怕他們難有此勇氣。如果他們真正有承擔起歷史責任的那一天,這個連自己都懶得當真的「自信」才可以說多少有點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