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令中共當局最棘手的,莫過於香港「佔中」的民意訴求與威權政治顏面的各自執守。選民意志與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僵持不下,幾無回旋妥協的餘地。先不論結局如何,「佔中」事件表明,中國政治已步入威權政治與民選政治博弈的新階段。對中央政府來說,如何面對選民與民意機構的訴求,將成為政治運作的新課題;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生態而言,這種博弈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所謂「新常態」,一是公民政治訴求與政府管理權限之間的博弈,這本身就是民選政治題中之義;二是「佔中」事件之所以持續發酵,時間之長、範圍之廣,這既有具體事件上的對立,也有近代中國政治曲折坎坷的負面影響。這其中,中共建政後的負面影響最大。先有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閉關鎖國的停滯、倒退,再有後三十年權力把持如故與開放市場經濟的跛腳改革。這兩個三十年背景下形成的政府失信、權貴尋租、貧富分化、環境污染和道德淪喪的社會萬象,正是把持權力、壟斷資源、以黨代政、以言代法、不講規則的直接後果。

 

  香港市民對民主價值自有他們的認同和理解,每年的「六四紀念日活動」和對香港自由繁榮的精心呵護,足以說明他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求。而這種來自內心的信念,則是他們對直選、普選民主權利格外較真的關鍵。就公民權利而言,是大陸人將要覺醒的觀念,在公民意識建立之前,未必能理解港人的執著,實則是在行使他們「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權利。更何況,「佔中」雖有港人爭取自己民主權利的具體訴求,更有對香港及中國未來的預警和擔憂的長遠眼光。

 

  我們把「佔中」一類的民主訴求視為中國政治「新常態」的開端,是基於中國正處於政治轉型「歷史三峽」,激流險灘的曲折艱難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從「文革」極權政治,到「六四」及其鎮壓維穩,政治轉型始終伴隨著艱辛和痛苦。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忽視「東方專制制度」對政治家們的影響,更不能低估斯大林主義在制度中的殘餘。

 

  「東方專制制度」經「東方發展道路」轉型而引發動盪與革命,此發展路徑的陣痛,則是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無論馬克思怎樣給社會下錯了藥方,但他對東方專制社會的剖析卻是入木三分的。在馬克思筆下,東方專制制度下的中央集權政府習慣於將人民視為「傳統規則下的奴隸」,這種「專制制度的專橫,在我們西方甚至是無法想像的」。他由此斷言,改變東方專制制度封閉落後的專制基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迫使「天朝帝國一旦與地上的世界接觸,死亡的時刻就將迅速來臨」。在現代浪潮的衝擊下,有著相似的專制政治傳統的韓國、日本、台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幾經周折,終於學會了如何在憲政陽光下與選民和民意機構打交道,不但找到了傳統東方社會政治轉型的鑰匙,同時也避免了革命與動盪。學會和選民與民意機構打交道,是中國政治家需要補上的一課。

 

  政治訴求的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常態,對中國政治來說是「新」,是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溝通、寬容、妥協的傳統。這就需要我們將權力置於憲政的籠中運作,讓民意在法治的軌道上表達。那種把和平請願、示威遊行視為不穩定,動輒有鎮壓維穩的過激反應,其實是對現代政治的無知,這最終將導致一個上訪暗流湧動、群體事件頻發、民怨沸騰的動盪社會。

 

  中國政治從維穩步入維權的「新常態」,除了要普世價值、市場經濟、民選制度各個環節的整體並行,更需要政治家寬容大度的政治風度;而給政治家們帶來真正風險則是把持政治、壟斷資源環境下的所謂市場經濟,這不僅不能推動社會的轉型,還會繼續堅持「東方專制制度」,使社會成為貪腐的溫床、新權貴們的樂園。這才是我們的一場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