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己任的毛澤東,當政前期一邊倒與蘇聯結盟,與莫斯科反目成仇後,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鼓噪「東風壓倒西風」,同時又與尼克松、基辛格暗通款曲,在國內文革搞得天怒人怨。鄧小平主政,一邊用所謂的開放改革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一邊以侵越戰爭換取美國信任,奠定了在中南海大權獨攬的基石,也開啟與白宮的蜜月期。但在「六四」後,北京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破裂,即便是今天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依然無法和好如初。

 

  「六四」後,鄧小平也深知鑄成大錯,一邊給滯留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放行,並說西方人會忘記的;一邊又告誡中南海繼任者「韜光養晦」、不扛旗、不挑頭,對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紛爭大多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來息事寧人。經濟發展引進了市場機制,但在政治上繼續保持高壓,毛式烏托邦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然而政左經右確保一黨專制的本質不變。毛澤東依然是其執政的「合法性」象徵。

 

  「韜光養晦」轉換成北京當局的公開表述,就是「中國永遠不稱霸」!其實在素以謊言治國的中共,其真正的潛台詞是:在還不具備立即攤牌條件的時候要臥薪嘗膽,麻痹敵方,一旦自己的實力增加到足以爭霸的時候,取代你甚至吃掉你是沒有商量餘地的。這種處心積慮的變通權謀的韜略,是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內核,對慣於公開的憲政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不啻是一個盲點。

 

  那些千方百計幫助中國進入西方市場,幫助其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幫助其崛起的西方政治家們,以為如此便能把中國納入文明的軌道,轉型為負責任的大國。如果他還不是北京的統戰俘虜,那現在一定正在遭受良心的叩問:何以讓一個現有國際秩序受益最多的國家成為一個挑戰這種秩序的最危險的因素?! 面對北京以「六四」鎮壓為核心的「中國模式」,越來越明顯的溢出邊界,攪得四鄰惶恐不安,不稱霸和「和平崛起」的遮羞布已不見了蹤影,「六四」後,包括日本、台灣在內的那些率先破壞制裁的綏靖主義政客們,情何以堪?

 

  隨著中國經濟意外的快速發展、對國際資源需求的膨脹性增長,加之缺乏國家發展的根本性戰略方向,限於一黨專制權威衰落內在規律,過去那種表面的和平走到了盡頭──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六四」鎮壓的鐵腕統治,如今已成為北京在外交領域的「常規兵器」:除美國以外,凡是與達賴喇嘛會面的西方政要都被施壓;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挪威政府也受到了中共事實上的制裁。中共非但不遵守國際文明準則,反而露出了改造、顛覆既有秩序的勢頭,要做毛澤東當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

 

  解放軍將領在政治、意識形態或外交關係等十分廣泛的非軍事領域七嘴八舌,專橫跋扈、動輒喊打喊殺,甚至叫囂中美難免一戰,政府軍方背景的駭客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入侵一直居高不下……其中宣示的要旨:世界超強的美國經歷反恐戰爭和金融風暴,已經衰敗,爭霸天下,取美國而代之,捨我其誰!這讓人不禁想起了珍珠港事件前日本軍方的角色。

 

  國際關係專家小格雷厄姆‧T‧阿利森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自一五○○年以來,出現了十五次崛起中的大國挑戰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的情況,其中有十一次的後果是戰爭,而近期成功避免戰爭的例子僅表現在十九世紀的美英關係上。

 

  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傳統文化上,既不像英國也與美國截然不同,要靠兩國領導人建立所謂的「私人關係」僥倖避免戰爭,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有鑒於此,中美這次「莊園峰會」其實是一次互相摸底。中方雖事前高調叫屈「信任赤字」,習近平並沒有類似毛、鄧博取美方信任的實質性舉措;而美方第一夫人臨時缺席、國務院高調發表紀念「六四」聲明,顯示後列根時代的美國,雖然奧巴馬在外交上有重大調整,但對北京把「六四模式」運用到國際關係上來還是堅定的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