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二十天,就是「六四」二十四周年的紀念日。人們紀念「六四」,是因為人們確信:任何政府都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殺害手無寸鐵的人民,何況這裡多數還是學生。二十多年來,每當我們祭奠亡靈的同時,也抗議這個野蠻的政權。作為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屠城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之所以定格於此,在於這個場景前所未有的血腥和野蠻。

 

  作為一個完整的事件,其要害更在於兩個不同的改革路徑,以及它們之間的嚴重衝突。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將這兩個不同的改革路徑歸結為,「一個救黨,一個救民。在百廢待興的時候,這兩條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會分道揚鑣。」他認為改革前十年和後二十年是不一樣的。「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個問題:為黨還是為民?為黨是今天的做法,是鄧的做法。為民是我父親他們那時的做法。」於是就有胡績偉「胡趙新政十年」的說法。而「六四」就是中共用殺人換太平、葬送胡趙新政的標誌。

 

  人們之所以悼念胡耀邦,就在於人們看得清「為民」與「為黨」的區別;看得清「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小革命」(清除精神污染)之間的關聯。看得清這種區別與關聯的背後,晃動著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的幽靈。而這些恰好是近半個世紀中國苦難的根源。從政黨的角度看胡趙新政,也可以理解為有現代視野的中共領導曾有對政黨轉型的嘗試。

 

  中共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和蘇共、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源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而這一聲炮響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梅德韋傑夫認為是「發動一場對自己人民的戰爭」,一個對自己人民發動戰爭的政黨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而由它一手組建、長期控制的中共也同樣不是一個現代政黨。

 

  對中共最多的質疑莫過於「黨天下」,其實就是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真理」。這和蘇共也沒有什麼兩樣。究其根源,就在於中蘇兩黨都不外是東方專制主義土壤的產物。它們對西方現代政黨制度的了解,別說完整,連點皮毛也知之甚少。除了生搬硬套的幾個術語,骨子裡還是極權專制。人民、民主、共和、憲法這些現代政治概念,只是這兩個專制政黨的幌子。

 

  文革的慘痛教訓,使中共的有識之士看清了癥結之所在。政治改革改什麼?就是改中共!改它的一黨獨大,改它的把持權力,改它的控制他人,改它的胡言亂語。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從思想上和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劃清界限!從根本上拋棄列寧、斯大林主義這兩把刀子。從胡耀邦「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經濟」、「解放社會」的幾次大手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動機。雖然「解放社會」的工作剛剛起了個頭就被扼殺了,但他為民的政治理想,使他的胸懷和視野非常人所能及。

 

  「六四」標誌著胡趙推動中共從傳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失敗,中共至今還是一個野蠻落後的政治組織,甚至在維穩機制的作用下公然向法西斯化方向倒退。正是這種後「六四」的政治生態,醞釀出薄熙來、王立軍的膽大妄為。他們作惡沒有底線,貪腐沒有底線,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為幌子,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十八大之後的政改如何?講規矩、尊憲法、反貪腐當然是題中之義。要做到這一切,最要緊的莫過於中共自身的轉型,從野蠻轉向文明,從專制轉向民主。近來中國國內國外關係空前的緊張,其根源和這個不思進取的野蠻政黨的政治理念息息相關。只要他們骨子裡還是斯大林主義那一套,還在血腥政治的泥潭不能自拔,這種緊張的局面要緩和下來很難很難。鑒於此,中共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轉型提到日程上:放下老子天下第一的身段,學會寬容,學會妥協,學會尊重,學會文明,才是有出息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