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變法圖強

──追思安志文及八十年代改革紀事

(大陸)俞梅蓀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九十八歲的安志文駕鶴西去。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俞正聲、王岐山及國家發改委、中國經濟體改研究會等各界人士近千人前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

 

  安志文,一九一九年生於陝西省子洲縣,一九三六年參加革命,一九四四年任中共西北局書記高崗的秘書;一九四九年後,歷任東北工業部副部長、國家建委副主任,一九五六年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文革」期間陷冤獄七年,一九七九年任六機部部長,一九八二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一九八四年起,我在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從事立法工作,經常參加體改委召集的會議,與安志文等前輩多有交流,難以忘懷。

 

  胡趙新政創建決策研究機構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民主和加強法治建設。

 

  一九八○年五月,國務院成立體制改革辦公室,從國家計委等部門抽調技術骨幹,開展調研,制定改革規劃,協調各方工作,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兼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周太和、廖季立。

 

  一九八○年九月,趙紫陽擔任總理,當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成立,針對經濟上遇到的重大問題而提出對策。

 

  一九八一年四月,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成立,由國務院副秘書長(原計委常務副主任)顧明兼任總幹事;五月,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成立,由國務院副秘書長(原計委秘書長)馬洪兼任總幹事;還成立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一九八二年五月,創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負責制定、協調和實施改革的總體規劃,由趙總理直接兼任主任;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為副主任;薛暮橋、馬洪為顧問。

 

  運行三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要轉型是艱難的,任何一項改革都牽一髮而動全身,為避免重蹈過去幾十年的決策失誤,國務院建立超越部門利益的各個決策研究機構,深入調研,從全局出發,穩步推進改革。

 

  改革開放亟待立法推進

 

  一九八四年十月,胡耀邦總書記主持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安志文支持高尚全提出的「商品經濟」概念被中央首次採納。

 

  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搞活經濟,亟待相關經濟立法的規範和調控。在趙總理的推動下,早在一九八二年,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制定並實施《經濟立法五年規劃》,草擬一百四十五個法律法規;在中央各部門和各級政府建立經濟法規部門;探索運用法律手段調控經濟運行及引進外資和依法行政。

 

  一九八五年一月初,彭真委員長多次召見顧明,聽取經濟立法的工作匯報(我隨行執筆匯報)。彭真指出:「隨著改革轉向城市,不少新的問題亟待用法律加以規範,亟需制定一系列經濟法律。不少重大問題涉及面很廣,情況複雜,缺乏經驗,一時難以立法,這又使改革開放難以順利進行。近來我很焦慮,與胡耀邦和趙紫陽反復商量,半夜裡還與趙紫陽在電話中磋商,結果是能否授權國務院先行制定條例,取得試行經驗,再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

 

  一月中旬,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會計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國營工業企業法等草案;聽取關於經濟特區建設和沿海十四個開放城市進展情況的報告;通過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彭真為經濟立法延長兩天會議並主持討論,我隨顧明到會,深感經濟立法的迫切性。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至十三日,全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在武漢召開。會議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進展,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搞活企業;放手發展橫向經濟聯繫;需要綜合運用經濟杠杆,理順各種經濟關係和權利義務。安志文、周太和主持會議,要求與會者對《會議紀要(草案)》提出修改意見。

 

  在東北地區小組會上,我對其中「要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輔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管理經濟」提出:「法律手段」應在第一位,「行政手段」應在最後。

 

  我的發言受到黑龍江省副省長兼體改委主任杜顯忠的支持,被編入小組討論摘要,在《會議簡報》刊載。會議秘書處鄭洪慶(綜合規劃司司長)連夜找我詳談。會議結束印發的《紀要》採納了我的建議並改為:「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

 

  三月二十七日,《紀要》由國務院辦公廳(〔一九八五〕國辦發二十四號文)轉發全國,被改為:「市政府還要重視正確運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強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引導和調節。」

 

  國務院成立經濟立法五人小組

 

  一九八五年三、四月間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趙總理指出:「立法在改革中具有獨特功能,是其他經濟管理手段所不能代替或比擬的,過去我們總是靠領會精神辦事,往往造成『一個時候一個精神』的現象。現在,我們要糾正不正之風,但是什麼叫『買空賣空』?什麼叫『投機倒把』?應該給出一個明確的、具有法律意義的概念,劃清合法與非法的界限。經濟逐漸搞活以後,非要靠立法不行。」

 

  四月初,趙總理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立法問題:「經濟搞活以後,一系列的管理要跟上。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要改的東西很多,要繼續放開、放活,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管理工作明顯跟不上去,那邊放開了,這邊沒有章法來約束,經濟立法很不健全。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制定一大批經濟法規,以配合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立法不要求全,針對改革中出現的某個問題,有幾條就規定幾條。有些還可以採取發佈一號、二號、三號單項政令的形式,經過試行,再清理合併,制定成為較系統的條例。這也是為今後全國人大的立法做最實際的準備工作。」

 

  趙總理提議,由安志文牽頭、顧明負責、李灝(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馬洪、張彥寧(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為成員的「國務院經濟立法五人小組」,把改革亟需制定的關於城市個體經營者責任制、鄉鎮企業承包責任制、股票債券管理、生產資料市場、農業承包合同、社會保障、徵收所得稅等二十來個法規,作為緊急立法任務,在年內完成。

 

  我在顧明領導下擔任「五人小組」聯絡員,在國務院假山會議室多次安排立法研討會。安志文是「五人小組」的牽頭人,他的發言,總是提綱挈領,切中要害,隨同前來的助手宋廷明(體改委理論宣傳局局長兼新聞發言人)具體經辦,深入調研,提出法規草案的修改意見,做了大量工作;張彥寧的秘書張立平參與工作。

 

  「五人小組」是跨部門專家型負責人聯手,從全局高度,統一協調各方力量,增強立法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加快立法進度。法規的起草和論證,原由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牽頭,再經「五人小組」的審核與協調,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在立法條件成熟時,報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

 

  我編寫《一九八五年下半年立法計劃》簡報,得到趙總理批示:「國內各種形式的合資、合營、股份形式的企業正在發展,應針對此擬定一個法規。供酌。五月一日」他經常過問立法的進展,還要求對制止黨政幹部經商而盡快立法,對擬定的法規草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及時討論,提出修改意見,盡快出台。

 

  巴山輪會議: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趙總理在國務院小禮堂主持《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七五計劃建議座談會》,我執筆起草《為保障七五計劃實施的七五立法規劃設想》,發給與會者徵求意見。反饋的各種立法要求多達六百餘項,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提出二十來項。我從中歸納出三○○項,正式上報。趙總理立即批示:「原則同意,可徵求有關方面意見,報國務院。八月二日。」鄧小平和陳雲分別由秘書打來電話表示支持。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至七日,為配合《七五計劃建議》的起草,由安志文發起並主持召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長江遊船巴山輪上開會),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趙總理會見與會者,提出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因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我國發生銀行信貸失控,投資猛增,消費基金增長過快,物價上漲百分之十,如何看待宏觀經濟形勢?應採取什麼樣的對策?與會的匈牙利的科爾奈‧亞諾什、美國詹姆斯‧托賓(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的凱思克勞斯等七國二十位著名「轉型」經濟學家與我國薛暮橋、馬洪、高尚全等四十位經濟學家討論。

 

  會議提出,要從計劃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對經濟的管理要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如運用金融、貨幣、財政、稅收、分配以及國際收支等經濟杠杆作用,不能過多地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轉型中的經濟運行。

 

  一九八六年三月,趙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作《關於「七五」計劃的報告》指出:「七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進一步由舊模式向新模式轉換的關鍵時期。國家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制度。」並提出:「力爭在七五期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經濟法規體系」。

 

  安志文說:「我一生做兩件事,第一個是老老實實地學習計劃經濟,第二個是老老實實地學習改變計劃經濟。」道出了前輩們的心路歷程。

 

  政治體制改革是成敗之關鍵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會遇到人的障礙。」

 

  趙總理強調:「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新舊兩種體制、兩種機制的衝突、對峙和並存的膠著狀態。新體制的優勢未能發揮出來,舊體制的弊端仍在起作用,此消彼長或此長彼消,改革異常艱難,進入了攻堅時期,搞不好會走回頭路。必須用政治改革的辦法去解決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問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趙紫陽就任總書記時被記者問到:「你準備幹什麼?」「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他很自信地答道。

 

  一九八九「六四」以後,改革開放驟然停滯,立法及其法治建設失去助力,直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和中共十四大以後,重提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啟動,權力不受制約,官場腐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巧取豪奪。面對各種重大的經濟問題,執政者不用法律手段依法解決,而是沿用過去的「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甚至「維穩」打壓,致使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一切改革和法治都不盡如人意。

 

  二○○四年九月十日,得知趙紫陽病重,八十五歲的安志文衝破阻力前往富強胡同,與同齡的老領導探討改革及社會問題,談了一個半小時。兩天後,趙紫陽與杜導正談及此事:「安志文有備而來,他有許多考慮很久的想法,想向我說說,聽聽我的意見。第一,我國經濟發展了二十多年,還在繼續發展,但產生了社會危機,經驗教訓是什麼?怎麼辦?看來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搞社會民主主義,持這種見解的人越來越多;第二,從發達國家回來的人越來越多,其中許多人在各級黨政部門主政,逐漸佔主要位置,這給我國帶來希望。安志文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穩重,思想開朗,立論很穩。所以他的見解更值得看重。」

 

  幾年前,在改革研究會的座談會上,大家踴躍發言。最後,安志文說:「你們的發言都很好,但沒有說到點子上,關鍵是要政治體制改革。」一句話的發言,說到點子上,這就是安志文。

 

  回想一九八○年代胡趙新政,啟用一批學者型部級官員,我有幸在工作中接觸到:安志文、薄一波、萬里、谷牧、張勁夫、薛暮橋、杜星垣、馬賓、杜潤生、顧明、李灝、馬洪、張彥寧、周太和、童大林、廖季立、陶魯笳、林凌、鮑彤、賀光輝、高尚全、孫尚清、吳敬璉、田紀雲等前輩,他們大多是民國知識分子,參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實施,熟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及其體制弊端;「文革」中受政治迫害,忍辱負重,作為改革的開拓者,他們思想開明,身先士卒,砥礪前行,不忘初心,變法圖強,激勵和感召後人。

 

  我所接觸到這個群體中還有:白美清、王正明、傅豐祥、鄭洪慶、宋廷明、洪虎、佐牧、陸百甫、戎文佐、陳錦華、劉仲藜、宮著銘、徐景安、陳一咨、李樹橋、石小敏、劉力群、彭森、許美徵、倪迪、程秀生、王小強、李俊、馬曉琳、蔡曉鵬、魯利玲、潘嶽等中青年學者,知識精英,他們才思敏捷,勇於探索創新,是推進八十年代改革的仁人志士,使我受益良多。

 

  如今,他們繼續關心時政,呼喚政治改革,改革成了他們未完成的使命。

 

  我當年的同事常遠(法治系統工程教授)說:安志文是我的太姑夫。他晚年常念叨:「改革萬萬不能忘記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目標,萬萬不能忘記我們黨對人民的承諾!」

 

  不忘初心,變法圖強。憲政民主法治,是國人的期盼!

 

  十月十七日,是趙紫陽九十八周年誕辰,謹以此文紀念。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作者簡介:俞梅蓀,一九五三年生,北大法律系畢業,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在國務院從事立法工作,歷任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秘書組副組長、組長,一九八八年起在國務院辦公廳任顧明的秘書;參與《「七五」立法規劃》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規的起草,參與為彭真、趙總理、萬里、喬石、習仲勳、彭沖等領導人起草關於法治的講稿和文稿。

 

  一九九四年,俞曾應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張啟承和駐京辦主任首席記者王捷南的求助,因公指導其搞好「十四大」和法治宣傳並取得成效,該報團夥盜印相關文件並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栽贓陷害;俞被捕,江平律師(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作無罪辯護而敗訴受辱,俞被以所謂泄密罪判刑三年。(詳見《爭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

 

  二○○二年起,先後幫助多個地區八起共十多萬失地農民依法維權取得成效,其中二○○四年幫助連年群體上訪未果的河北省桃林口水庫上百位失地農民代表,討回四萬失地農民被貪官挪用而拖欠十年的五億元補償款,成為體制內妥善解決群體上訪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