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中國

──紀念《爭鳴》創刊四十周年

(大陸)王律文

  文革末年動盪不已

 

  一九七六年是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也是中國人的「龍年」,這一年從年初開始不停地發生著各類重大事件,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一月八日,中共建政後一直擔任總理職務的周恩來逝世。在文革的亂局中,周的務實使當時的局面尚能夠勉強支撐,周的逝世,使許多中國人對未來更加感到擔憂、焦慮和茫然。

 

  三月八日,中國東北的吉林地區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見的隕石雨。按照傳統迷信的說法,天上落下隕石雨,意味著將要大量死人或帝王駕崩。

 

  四月五日,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大批群眾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聲討當局。當晚九時半,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和民兵,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對留在廣場的群眾進行鎮壓。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

 

  七月一日,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曾擔任過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逝世;六日,曾長期擔任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逝世。

 

  七月二十八日,離北京不太遠的唐山地區發生大地震,整座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二十四萬多人死亡。八月中旬與下旬,四川省西部地區連續發生強烈地震。

 

  九月九日,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逝世。至此,中共最重要的幾位領導人在一年內相繼去世。

 

  十月六日,包括毛澤東遺孀和戰友在內的「四人幫」被捕。全國各地的人們又一次奉命進行歡欣鼓舞的遊行,以慶祝革命事業再次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此時只有少數瞭解內情的人士知道,經過長期的折騰,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外部世界日新月異

 

  與此同時,中國以外的世界卻正在經歷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

 

  五十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開始起飛,一九六四年建成的新幹線成為了一個標誌,至七十年代中期,大量日本產品已出口到全球;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也快速發展,被並稱為「亞洲四小龍」;在歐洲,這片二戰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土地,在馬歇爾計劃後已逐漸恢復元氣,至七十年代中期,除東歐外,歐洲已經歷持續二十多年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一九七六年五月由英法聯合研製的超音速客機「協和」號開通了跨大西洋航線,從巴黎至紐約僅需三個多小時,成為歐洲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標誌。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導致的油價暴漲,使中東、北非和南美的產油國及石油天然氣出口國蘇聯大獲其利,出口收入大幅增長。

 

  美國除經濟快速增長外,在航空航天、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上均迅速發展。一九六九年登月之後,美國更發射了用於飛出太陽系進行深空探測的無人飛船。一九七六年,微軟公司成立一年,蘋果公司剛剛成立,成立八年的英特爾公司正以一至兩年的週期更新個人電腦晶片。與此同時,由美國國防部主導的互聯網項目在獲得初步成功的基礎上正加快研發的步伐。美國資訊產業正處於爆發的初期,將帶領整個世界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國門打開之後的中國人吃驚地發現,中國已經被世界遠遠地拋在了後面,由此引發了全社會關於「中國人會否被開除球籍」的擔憂。

 

  一九七七是改革開放真正起點

 

  好在上天並未拋棄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中國歷史性的轉折就要開始了。

 

  一九七八年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改革開放的起始之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三件通向改革開放之路的大事:一九七八年一月《人民日報》先後發表評論員文章《切實整頓組織部門落實幹部政策》和社論《切實清理幹部積案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成為貫穿全年的一項主要工作;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隨即引發了全社會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最終幫助人們從當時極左思維的禁錮中解放了出來,成為後來改革開放必不可少的思想準備;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一九七六是文革的最後一年,一九七七則被認為是文革結束至改革開放之間的過渡之年。但是,一九七八年發生的最終導致改革開放的三件大事,均孕生於一九七七年,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九七七年是改革開放的真正起點。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

 

  進入一九七七年,十年文革終於結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但仍然有兩大歷史問題需要解決: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和以「兩個凡是」為標誌的極左思想。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改革開放不可能進行。

 

  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復出,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他首先考慮的,是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留下的大量冤假錯案的問題。一到黨校開始工作,他就找了幾位同事一起研究,最終形成了要平凡冤假錯案的共識,並寫成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經過反復修改,該文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幫」一周年之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發表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一月之內收到讀者來信和電報一萬多封,蒙冤多年的人們由此看到了希望。

 

  但一些人仍然深受極左思想影響而否定這篇文章,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甚至認為這篇文章是「大毒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決定撤換組織部長,胡耀邦被任命為新的組織部長,由此可以直接負責全國冤假錯案平反工作的進行。一九七八年,平反冤假錯案成為全年的一項主要工作。

 

  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任組織部長開始至一九八二年年底,完成了對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中蒙冤的三百多萬人的平反工作,也真正告別了以往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段歷史,成為改革開放必不可少的準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發表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得到了包括中共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在內的政治局的同意。

 

  當時尚未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對此表達了反對意見。四月十日,他致信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五月二十四日,他在與中央兩位領導的談話中再次表達了對「兩個凡是」的否定意見。

 

  顯然,如果始終遵循「兩個凡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就無從談起。打破極左意識形態的禁錮,是進行改革開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這是通過全國對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來實現的,它的推動者是南京大學的一位教師。

 

  一九七七年七月,《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到南京參加當地理論界召開的一個座談會,會議的主旨是「深入揭批『四人幫』,劃清理論是非」。在會議上,王強華注意到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的發言,於是向其約稿。當年九月,胡福明寄了兩篇稿子給王強華,其中一篇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修改後,王強華決定將該文發表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上。

 

  王強華將當期專刊的清樣送總編輯楊西光審閱,楊立即意識到該文的價值,決定將該文移至頭版發表,但須作進一步修改。此後,歷經十易其稿的修改,文章最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標題,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的頭版發表。此前一天,該文已經胡耀邦同意,刊登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

 

  文章發表後引發巨大反響,掀起了一場波及全國各界、人人關注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兩個凡是」遭到批判和拋棄,這一過程也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幾乎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也有人在寫作類似的文章,而在該文發表前,《人民日報》也刊載了一篇短文《標準只有一個》,表達了相同的觀點。這種不約而同地對真理標準的思考,說明破除極左意識形態的思想解放已是時代的要求。

 

  中共於文革結束後開始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是經濟體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開放,如果事先沒有思想上的解放,沒有破除僵化的傳統意識形態,這種「改革開放」是不可能的。

 

  鄧小平復出

 

  一九七七年七月,文革中兩次被打倒的鄧小平復出,恢復了原來擔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短時間內,鄧便大權獨攬,成為實際上的中共第二代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鍵區別,在於曾經在青年時代赴國外勤工儉學。一九二○年十月鄧到達法國時年僅十六歲,此後至一九二六年一月離開法國赴俄羅斯,鄧在法國待了五年多。從十六歲至二十一歲,這正是一個人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鄧青年時代在法國的親身經歷,讓他意識到毛澤東那種類似農民起義打天下、坐天下的方式無法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鄧在復出掌握大權後,便可以實現或許從青年時代起即存有的理想──向西方學習,對西方開放。這首先表現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因鄧的要求,全會作出了結束階級鬥爭、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定。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開始的標誌。

 

  沒有政改的「改革開放」

 

  一九七七年發生的幾件大事決定了中國此後幾十年的發展格局,也決定了改革開放道路上的危機。

 

  今天回看發生於一九七七年的幾件最終導致改革開放的大事,可以發現缺失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對政治改革的訴求。中共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一種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改革開放」,這使得中國在此後的幾十年中呈現出一種經濟與政治嚴重不平衡的「跛足式」發展,因此導致了中共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九兩次遭遇重大執政危機。此後,防範重大社會危機一直是中共執政的一項重點。

 

  但是,一個社會的發展目標,遠不應該僅僅是為了避免危機的發生,而是要建立起一個公平、公正和運轉良好的社會,這需要建立起一個好的政治制度。

 

  《爭鳴》的創辦

 

  從今天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爭鳴》創辦的意義,那就是當年缺失的有關推動政改的一環,通過《爭鳴》在香港的創辦,至少在象徵的意義上,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彌補。

 

  當有一天中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時,回首既往人們會發現,一九七七年是一個重要的起點,這一年發生了一些有特別意義的事情,其中之一是《爭鳴》的創刊。這份在香港創辦的政論性雜誌,從此之後和中國的政治文明進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了那些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諸多媒體中的一個代表,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發展史中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