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狀告海關案」跟進報道(三十八)

──劉曉波走了……

李南央

  劉曉波身後的民主呼聲

 

  今天是提筆寫「跟進」的日子,「自由亞洲電台」剛剛確認了劉曉波先生去世的噩耗,打開電腦,穹宇間已播散著如濤似湧的哀思。劉曉波走了,在他的身後掀起了呼喚中國民主的滔天巨浪。

 

  我開始真正地崇敬劉曉波並不始於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那天,而是後來從「美國之音」的節目中聽到他曾經說過「中國應該做三百年的殖民地」而遭人詬病的那一刻。他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變得高大──若有一天他能像曼德拉一樣走出牢獄成為國家的領導者,我將信賴他。也許,正是劉曉波先生在眾多中國人心中逐漸形成的這種地位,五年來,共產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動用了舉國上下的宣傳機器,聲情並茂地歌頌習大大、習核心、習思想……卻連望其項背都做不到,讓習和他管制的共產黨妒恨、恐懼,哪怕劉曉波垂危的生命已經發不出聲音,也不敢給他一分一秒的自由。

 

  德國記者、作家,反法西斯和平戰士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於一九三三年被納粹德國囚禁於集中營,一九三五年在獄中獲諾貝爾和平獎,納粹當局不允許他前往挪威領獎。兩年後,他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在柏林的一家醫院去逝。六月二十六日劉曉波患肝癌晚期的消息傳出後,台灣呼籲,香港呼籲,中國大陸無數的人權人士和普通百姓呼籲,歐盟呼籲,美國國會呼籲,一百五十四位諾貝爾獲獎者呼籲……:讓劉曉波按照自己的意願出國醫病,給他以自由。習近平面對這所有、所有的呼籲作出的回答是:我與德國納粹同道,你們奈我何?

 

  一介書生劉曉波,面對強大的專權寧折不彎,那是氣節;「一國之尊」習近平絕不通融的「男兒氣概」是愚蠢、是蠻橫,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七月十三日,習近平和他的黨終於「成就」了劉曉波,奠定了他第二位被囚禁致死、未能領取諾貝爾獎得主的歷史地位;在中國這片盛產奴才、奴性的土地上,豎立起一座棲身於世界英雄之林的豐碑。

 

  李銳:以史為鑒知興替

 

  《李銳口述往事》「我的延安經歷」一章中有這樣兩段:

 

  「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幹、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一九八○年肖克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應該對打AB團、富田事變作個結論,清算一下。後來組織部由陳野萍牽頭負責,結論都搞得差不太多了,王震起來反對,又放下來,不了了之。」

 

  「現在,一二‧九參加共產黨的我們這一代,差不多都要死光了,我們是等不到真正、徹底地搞清楚那場搶救運動來龍去脈的一天了。但是對延安的整風、搶救運動作出個定性的歷史決議,根據至今公開出版的當年那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兩岸目前公開的檔案,材料應該是足夠了。將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對一二‧九參加革命的一代知識分子欠下的這筆賬繼續欠下去,對我們是無所謂了,但是對黨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是個考驗,看他們是不是有這個勇氣,作出個『第三次歷史決議』,包括清算『六四』風波,以史為鑒知興替呵!」

 

  作為一名中共的老黨員,李銳期盼著「黨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拿出勇氣,經受考驗,清算黨在歷史上所犯的一系列錯誤。他從江澤民盼到胡錦濤,從胡錦濤盼到習近平,不但沒能盼到共產黨對錯誤的清算,連自己那點兒在江、胡時代可以「上書」,被稱為「老人特殊民主」的權力也被剝奪了。鮑彤先生對我說過,「胡耀邦的反思是從頭『平反冤假錯案』──從文革上推到打AB團,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切冤假錯案都要予以平反。趙紫陽的反思是根本否定階級鬥爭哲學,他認為共產黨的基本理論『階級鬥爭』錯了」。共產黨從黨內殺到黨外,從建黨初期立足未穩直殺到執掌政權六十七年之後,這種殺戮根本就不是它犯的什麼「錯誤」,而是它在基本理論指導下的實踐的必然。鮑彤先生還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說明了一切。在這個黨的眼裡是沒有人的,只有敵人和朋友。敵人不是人,對待他們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朋友也不是人,是工具,要當奴隸,要聽話。一旦有了獨立的思考,不聽使喚了,那就成為敵人,就必須鬥,且殘酷無情地鬥。」

 

  點燃人文復興的希望之火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我親身經歷了毛澤東的「十億人不鬥成嗎?」是如何地把中國變成無時無刻地製造仇恨、製造敵人,沒完沒了地鬥來鬥去的渾濁、邪惡、黑暗的社會。共產黨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教化出心理陰暗的幾代人。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劉曉波在一審法庭上所作的陳述:「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中國這片被共產黨污染了半個世紀的土壤上,破土而出了一株「愛」的嫩芽。她呼喚著人性,將愛的清馨沁入被敵人意識毒化了的中國人的心靈,點燃了人文復興的希望之火。

 

  整理、編輯《李銳口述往事》一書,讓我知道了我的爺爺擁護並積極支持了孫中山先生以暴力的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讓我瞭解了我的父親在以暴力的革命推翻「蔣家王朝」的共產黨隊伍中一生的歷程,這兩場革命都沒有把中國帶出王朝輪替的怪圈。我爺爺那輩人,讓黃龍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旗;我父親的這一代在一九四九年將青天白日旗換成了五星紅旗。那以後,曾經存在於晚清和民國,由自己個兒掏錢開辦的報館歸政府包了圓兒;近三十年進入「現代化」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好不容易長出了一棵私資的獨苗苗──《炎黃春秋》,在去年的這個時候被「抄了家」。白茫茫大地又落得個「真乾淨」。這一切都讓我信服於劉曉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才是改變中國現狀的正確思維。本文的開篇我說了,劉曉波以「中國應該做三百年的殖民地」一語贏得了我這張選票,這是因為他不但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於和平理性地與專制的政權抗爭,還看到了此路的坎坷和漫長。他認識到中國這個被皇權、被共產黨的革命毒化了幾千年的古老國家,須由幾代、乃至十幾代人的努力來培植現代文明社會之民主、自由、憲政的土壤。非如此,在政府中供職的公務人員不能具備自由、平等、人權這些普世理念;非如此,中國人走不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認知盲區,膺服於以程序的公正取代只爭朝夕地追求正義;從而形成民主、共和、憲政制度基本架構的社會基礎。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執掌公權力的人才會自然地將手中的權力視為服務於民的工具,中國人才能普遍地將自己視為公民,時時警惕和對抗公權力對自己私利的侵害,形成公權與私權互為犄角的態勢,保持社會在各種思維和理念間搖擺著向前穩步推進。

 

  為中國憲政開張竭盡綿力

 

  我重溫了劉曉波因之獲罪的《零八憲章》,它是這樣開篇的:「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六十周年,『民主牆』誕生三十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劉曉波用自己的生命明義了這開宗之言。他的死,讓我更加看清了中國被抽離了普世價值和應有基本制度架構的所謂「現代化」之路,是一條萬劫不復的災難之路。我不知道別人會如何,但知道自己會因為劉曉波的離去而加倍堅韌,更執著地一篇篇書寫我的「跟進」。他留在世間的「愛」,會一直溫暖著我,鼓勵著我,為中國的憲政開張竭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我在上一篇「跟進」中告知讀者,五月底收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的第十二次延審通知,但是忘記提請讀者記住我案合議庭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審判長:賈志剛,代理審判員:董巍,代理審判員:陳金濤。真希望身著法袍、卻幹著為黨把大門的活計的這幾位先生,當清夜曉波在天之靈俯瞰著他們的時候,會捫心自唾:「呸,我幹的叫個什麼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