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爆發之際,劉曉波從美國匆匆趕回國內,投身於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爭洪流。對他來說,無論成敗──實際上他明知八九民運成功的可能性極低──親身參與最重要,他不能容忍自己在這一歷史性事件中的缺席。這一舉動徹底改變了劉曉波的個人命運,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軌跡。如果當初他不回國,他的生活將完全不同:他會成為「知名旅美學者」,以他和海外民運圈的關係而論,恐怕這輩子都不會獲得回到祖國的權利;他也不會有牢獄之災,更不會只活到六十一歲,但他也就遇不到一生最愛的劉霞,得不到世人所尊崇的諾貝爾和平獎。

 

  「六四」改變了成千上萬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劉曉波是他們的縮影。在那之後,劉曉波過上了另一種生活,他失去了大學教席,失去了在國內公開發表作品和公開演講的權利,從此只能要麼呆在監獄,要麼被監視、軟禁,這是中國政治異議人士的典型生活狀態。如果他願意,他可以選擇流亡,向當局作出某些承諾之後被「流放」到美國或歐洲,他也可以選擇沉默、選擇明哲保身,只要他不再為「六四」死難者討還血債,不再批評「黨和政府」,不再搭上自己的自由與幸福孜孜以求中國的人權、自由、憲政、民主,他也不至於將寶貴的生命終結於六十一歲的錦繡年華。八九年曾經叱咤風雲的廣場英雄,絕大多數都選擇了或流亡、或沉默,但劉曉波屬於極少數,「知其不可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心甘情願接受磨難、承擔苦獄。劉曉波的執意堅守一如納爾遜‧曼德拉(一九九三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曾坐牢二十八年)、昂山素姬(一九九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軟禁二十五年)、瓦茨拉夫‧哈維爾(《七七憲章》運動發起人)、萊赫‧瓦文薩(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一九八三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出國流亡與接受監禁之間,英雄所見略同,他們作出了相同的選擇。

 

  劉曉波最後一次入獄是因為《零八憲章》,這次入獄一去不復返,他再也不能回到人群中間。在法庭上,他掏出了一份自辯詞《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法官不允許他念完這篇自辯詞,卻阻止不了這篇文稿傳遍全球。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也許正是這篇兩千多字的法庭呈詞為他投下了份量最重的一票。「沒有敵人」讓很多同樣追求人權和民主的朋友們不解也不滿:已經鐐銬加身,屠刀架在脖子上,還說「沒有敵人」,這不是自欺欺人?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劉曉波向當局「服軟」、「獻媚」之言。「無敵」的劉曉波錯了嗎?

 

  劉曉波不是生而知之的聖人,他也有說錯話的時候,比如第一次入獄時的「悔罪書」,比如「三百年殖民地」。「悔罪書」出於一時間的軟弱與絕望,並非大過;「三百年殖民地」則是愛之深、恨之切、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激憤之詞。殖民主義的理論依據是白人種族優越論和落後民族受奴役合理論,顯然與劉曉波所信奉的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不相符合。即使是聖賢,也難免有說過頭話、做過頭事的時候,以非暴力主義形象聞名於世的納爾遜‧曼德拉曾經組建並領導「民族之矛」地下軍事組織,做過爆炸、縱火等暴力活動;頭像印在萬元日鈔上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不僅說過要「脫亞」、要「肢解支那」,還說過要讓日本女人與白種洋人多多雜交以改善人種呢。

 

  但「沒有敵人」並非劉曉波一時錯語,而是他從八九‧六四到《零八憲章》持之一貫的政治價值與道義原則。在劉曉波看來,現代文明的政治社會是由平等公民所構成的社會,是由不同族群、不同政見、不同利益相激相蕩、共存共和的社會,而不是按照敵我兩分法、「鬥爭哲學」和仇恨思維而陷入你死我活狀態的叢林社會。「沒有敵人」意味著不以「敵人意識」劃分政治社會,不以敵對姿態和仇恨思維對待一切政見相異、利益相左之人。

 

  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要愛朋友也要愛仇人,要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因為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從神那裡流到我們這裡來的是永恆而無限的愛」。他的聽眾不能理解,「從來沒有人像這樣說話」。在中國異議群體以至官民兩造之間,劉曉波「沒有敵人」一語激起同樣的反響。同耶穌的「愛仇敵」一樣,劉曉波的「沒有敵人」之所以受人爭議、被人誤解,是因為劉曉波比我們站得更高,眼界比我們更遠,他遠遠地看到了未來的憲政民主中國。

 

  世界上一共有三位遭到政府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第一位是因反對希特勒而被納粹德國政府以叛國罪監禁於集中營的著名記者、政論家、反戰活動人士卡爾‧馮‧奧西茨基(一九三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二位是因贏得大選而被緬甸軍政府宣佈選舉作廢並以煽動騷亂等罪名長期軟禁於本人寓所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昂山素姬;第三位便是劉曉波先生。但奧西茨基和昂山素姬比劉曉波幸運:奧西茨基在獲得諾獎後被納粹政府釋放,並被允准在其住處接受了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昂山素姬因擔心不能回國而放棄出國領獎(由其兒子代領),卻守得雲開見月明,盼來了緬甸由獨裁軍政府向民選政府的艱難轉型(雖然轉型成果尚不穩固),並在二十五年後的另一場大選中率領民盟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劉曉波卻成了有史以來唯一一位被關押至死、且至死不能接受頒獎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諾貝爾和平獎是國際上具有最崇高道義權威的獎項,即使是後來輕鬆佔領了挪威領土的納粹德國政府,當年也不曾撕破臉皮對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被關押至死的中國悲劇,似乎證明了當今中共政府比德國納粹政府和緬甸軍政府在抵禦國際道義壓力更有「定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當今時代的國際道義水準正在嚴重縮水。事實上,同樣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西方社會對劉曉波命運的關注與支援遠遠比不上當年對昂山素姬的關注與支援。今年G20峰會正值劉曉波病危,卻沒有一位國際領袖在峰會期間公開談論劉曉波(在劉曉波逝世之前,唯一一位對劉曉波病情公開表示關懷的最高領導人,是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女士)。主張非暴力抗爭、聲稱「沒有敵人」的道義巨人劉曉波先生正是在中共當局的敵意和國際社會的冷漠中離開了這個世界。因二○一○年諾獎事件而得罪了中國的挪威也在遭受中國多年經濟制裁之後於二○一六年向中國政府低頭。挪威政府以「不支持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行為,將全力避免雙邊關係今後受到損害」的承諾換取中國同意實現中挪關係正常化。這或許意味著,在劉曉波之後,在中國實現民主轉型之前,中國國內的其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將從此與諾貝爾和平獎無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