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族知識分子說到「漢族黨」

(大陸)楊十郎

  英國作家保羅‧約翰遜有本大作叫《知識分子》,中譯文早在一九九九年就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引用了第三十四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知識分子的調侃:「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這定義充滿了對「文人」的鄙薄。知識分子好誇誇其談,往往脫離實際,譬如大哲學家羅素,寫過如椽巨著《西方哲學史》,但對日常事務卻是陌生的。「他愛喝茶,卻不會煮茶。」約翰遜的最終結論是:「任何時侯我們都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藏族作家阿來的觀點和啟示

 

  《南方周末》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版,刊出了藏族作家阿來的專訪:《瘋狂的蟲草,瘋狂的松茸和瘋狂的岷江柏》。阿來說:「我不認為民國是個好時代,但凡愛說民國范兒的肯定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者只能算是漢族知識分子。須知中國從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不站在這個基礎上看中國就看不清中國。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按:孔子說的『遠人』實際上就是相對於中原人的邊疆族群。修明政治讓邊疆族群心服口服。)總說民國范兒而不能看到那些知識分子身上的局限,尤其是他們對邊疆族群與文化的疏忽,這個文德修得可不怎麼好。(按:我們忽視了邊疆族群的習尚、語言、文化,採用的是漢化的策略,讓他們忘卻民族的記憶。一位少數民族女歌手唱道:『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可惜我不能用母語來述說……』這多麼悲淒。)知識分子一定是從整個國家的全局來看問題,傳統儒家還有『天下』的觀點(按:天下不等與國家,正如國家不等於黨,愛國與愛黨不是一回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的不是國家興亡,在中國歷史上多以家、國、天下連稱。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統一諸國稱有天下,由統一而分裂稱失天下。)連這樣的眼光都沒有,你說的那些東西就純是扯淡。」

 

  阿來繼續說:「少數民族佔十分之一的人口,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些方面要跳出漢族圈子。你的知識學問,你在談社會問題的時候,要談中國問題,不要只談漢族問題,而且只是東南這一溜的問題,上海、北京、東南沿海……問題,不談甘肅,不談新疆和西藏,多半個中國都忘記了,算什麼知識分子?」

 

  阿來這兒涉及的一個「痛點」,也是一個「盲點」,但這「痛點」與「盲點」不是中國「漢族知識分子」造成的。中國大陸的網絡、紙質媒體、視頻都把民族問題視為禁區,弄不好就會大禍臨頭,說你是在煽動民族對立,挑起民族矛盾,根子是「媒體姓黨」。「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天職是保持獨立的人格,做社會的良心和監督者,而現實中知識分子為了個人的利益,大都投靠於政治集團或者商業集團,對既定的社會秩序喪失了批判的鋒芒。」(《知識分子‧譯序》)這種被收買了的喪失了批判力的知識分子在我們的傳統中叫「犬儒」。

 

  但在中國邊疆:甘肅、新疆、西藏到底有些什麼不為人知的狀貌或發生了些什麼未被「漢族知識分子」重視之處呢?

 

  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是不是為「犬儒」們所渲染的在共飲一杯和諧美酒呢?(美)愛德華‧薩義德說:「與其透過調和來理解音樂,不如透過不調和」。他引用古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普魯塔克的話:「想要在音樂中創造和諧,一個人先得研究不和諧。」這話懂音樂的人都能理解。不管是貝多芬還是莫扎特的交響樂,它都是管樂、弦樂、打擊樂眾多樂器共同完成的。音樂家要把這諸多音響、旋律、音色、節奏組成一個共同的音樂體(樂章)和諧一致地演奏出來,音樂家首先就得弄清楚這些樂器的不和諧之處,然後才談得到組成和諧的樂章,這就是辯證的統一。

 

  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統一也應作如是觀。

 

  今日中國的西北邊疆,自焚不斷,暴力不絕,藏民居住區與維族居住區軍警密佈,工事林立,場面如同戰爭。我們研究過其中的原因麼?有一份《呼籲人大糾正現行民族政策》的呼籲書說:「二○○八年拉薩事件,西藏當局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但至今未將足夠的證據公諸於眾;二○○九年烏魯木齊事件後,新疆當局稱『事件是境內外三股勢力精心策劃的』,至今也未向公眾交待具體情況,建議人大就此問題向有關單位質詢並公佈結果。」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呼籲書》最後說:「把民族問題的外部原因,當做掩蓋官方錯誤的藉口和對執政責任的開脫,只會使問題不斷加重。」

 

  政治專制導致族群迫害和宗教迫害

 

  其實,官方宣傳有些東西是心照不宣的。官方一直宣稱:達賴集團是在搞「藏獨」,是分裂主義者。據韓達潮說,他在布魯塞爾瞭解到的達賴喇嘛尊者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達賴堅持的是反分裂的堅定立場。化解漢藏仇恨,放棄西藏獨立的訴求,要在中共現行的法律框架和政治制度下謀求西藏自治。達賴以為人類相互殺戮血腥殘暴不符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和精神以及現代文明發展的趨勢。他採取這一政策也是出於政治現實考慮,是為了保全西藏民族文化和宗教。

 

  我們的大中華要組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首先應做到瞭解各民族的不和諧(即相異之處),寫好一曲有聲有色的交響樂。比如藏族與外界有一個明顯的不同處,即藏文化的文明積累是在遍佈藏區的寺院裡得以保存和傳承的;藏區的村鎮部落以寺院為中心,藏人以僧人為文化精英。摧毀寺院就是對藏民族的最大打擊。

 

  四川色達縣喇榮寺五明佛學院僧舍兩次被強拆,僧眾被驅遣,當局以為是在「整肅」秩序,其實是傷及了藏民族的心。「中國人不懂外國人的宗教感情,外國人不容易懂得中國人的政治意識。一個用宗教眼光看政治,一個用政治眼光看宗教。」(《大家國學‧金克木卷》P116)中國政府的眼裡宗教就是政治,他們對組織起來的宗教有一種恐懼感,對藏民族有一種恐懼感,在五明佛學院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阿來,身為一個藏族作家,也許比一個漢族作家更瞭解邊疆少數民族的習尚、心聲,也更瞭解少數民族的苦衷。

 

  其實,中共就是一個農民黨、漢族黨,它缺乏一個宏大的胸懷與寬闊的眼光。這個黨忘記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在未來聯合體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你不信宗教你就該去限制宗教、鉗制宗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