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預言,一個深深的擁抱

──紀錄片《一九八九的女孩》

(瑞典)茉 莉

  觀看這部人文紀錄片對我而言,是一次獨特的體驗。眼前,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群體突然冒出來,那是人數眾多卻長期被遮蔽的群體──六四第二代,其中也包括我的孩子。

 

  富有創意的紀錄片總是棲居於某個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在歷史的斷裂之處。楊雨的紀錄片《一九八九的女孩》在日常生活的氛圍中,娓娓講述了三個中國女孩──楊倩怡、王芷怡和陳橋在美國的故事。她們溫馨而又平常的故事波瀾不驚,卻衝擊著我們的神經,喚起我們的情感,填補了當代歷史的某一段失憶的軌跡。

 

  喚起我們的情感,審視過去的歲月

 

  這是三位曾在中國「和諧社會」無聲無息生活過的女孩。她們曾長久沉默,不敢對外人說出自己父輩的身份。後來她們有機會來到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度,在政治犯楊海的妻子王菁的監護與照顧下,在華盛頓郊區組成了一個臨時小家庭。

 

  導演楊雨靜悄悄地,把鏡頭投射到在這個充滿愛意的臨時小家庭。毫無疑問,凡紀錄片導演都有一種「見證者」的身份,但楊雨的見證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紀錄三個姑娘在美國的生活故事,透視出將近二十八年的中國歷史。「八九的孩子」這個隱秘而敏感的群體,因此得以被人們看見。

 

  觀看這個影片,我們會情不自禁地重新審視那過去的滄桑歲月。二十八年前,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的民主抗爭在血腥中悲壯地結束了,那些沒能全身而退的人們──死傷的、入獄的,以及其他因此受迫害的人,他們及其家庭的遭遇如何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後餘生的家庭,無論如何艱難悲苦,生活仍然如常人一樣繼續,孩子們也在成長。然而,這種不尋常的家庭生活給女孩們帶來什麼?作為政治犯的女兒,她們成長中有什麼痛苦,又獲得過什麼心靈滋養?在表面的平靜中,楊雨用推拉搖移的鏡頭敘說這一切。

 

  隱藏在日常瑣事中的沉重主題

 

  影片的開頭,我們看到華盛頓的郊區一所公寓,帶著三個女兒的王菁在廚房裡做飯。王菁笑著對鏡頭說,洗碗機費水,所以不經常用。一幅日常生活的真實圖景,展現在觀眾面前。

 

  在吃飯時,王菁的女兒楊倩怡有一段話,談到王菁生病的事情。這幾年,一個女人拖著三個孩子在異國他鄉,王菁的苦楚我們可想而知。在零零碎碎的表象背後,導演想要說明的很多。

 

  上乘的紀錄片都會有一種社會性。無論表面上如何個性化,如何瑣碎平常,都會自然透視出社會的深層問題,讓我們知道,影片中的人物生存於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狀態裡,處於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裡面,以及她們的情感與記憶。

 

  無論紀錄片的畫面看起來如何輕鬆,這個題材的紀錄片仍然繞著「八九」,影片中的孩子生來就是「六四第二代」,她們身上有著父輩的基因。因此,作者在講述她們的故事時,其使命感和厚重感隱藏其中。

 

  這幾年,因為尚在國內的楊海被拒發簽證,無法回國的妻子王菁只能在視頻上和丈夫相見,而且不能談政治,否則丈夫又會被騷擾。在美國自由的藍天下,她承受著夫妻分離的痛苦,分擔丈夫被限制人身自由、被恐嚇與威脅的沉重壓力。這一切,都寫在這位妻子的臉上。

 

  孩子們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導演觀察到她們對美國及美國人民的熱愛,讓鏡頭停留在餐桌上,那墊盤子的墊子是用美國國旗做的。用一個寫中國書法的鏡頭,導演就交待了影片中角色的個人身份與文化背景,其價值取向自然凸顯。

 

  如此注重細節的紀錄片,既是觀察型的,也是參與型的。它並不掩蓋導演的在場,其中還有導演楊雨與被拍攝對象的互動:對話、吃飯、一起祈禱。這樣,由導演參與其中,更能捕捉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實──內在的、本質的真實,引導被拍攝者透過鏡頭自然地表達自己。

 

  創造意義──紀錄片價值所在

 

  整個紀錄片沒有出現「八九民運」的鏡頭,由幾個少女來表達一代「八九的孩子」,這主題似乎難以企及。但一部優秀的紀錄片,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創造意義。拍攝影片的過程,就是一個尋求意義的過程。

 

  那麼,這個紀錄片是怎樣創造了它的意義呢?導演的創造,主要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他在二十八年的漫長時間裡,橫截了一個時間點,在一塊異鄉的土地上,由一群青春煥發的女孩,對那場大悲劇進行了詮釋、理解與認同。

 

  在影片中,女兒楊倩怡朗誦父親楊海的詩歌:「六月四日那天起/我把你最後的照片/印在我的心裡/我放不下的/是良知/是正義/還有你/我永遠的愛情……。」

 

  陳橋是至今仍然繫獄的天安門事件參與者劉賢斌的女兒,她自幼很少與父親生活在一起,曾因父親的案子被中國當局騷擾,因此對父親理解不夠。到美國後,女兒終於懂事了,她說:「我現在不需要向人撒謊講我父親是做外貿生意的長期不回家,我把我父親的故事講給美國人聽,他們都認為我父親是個英雄。」

 

  在理解並認同了父輩的道路之後,這些女孩在美國參加紀念六四的活動,為獄中的政治犯送賀卡,呼籲釋放良心犯,展現了她們的信心、正義感以及繼承父輩理想的願望。

 

  紀錄片還通過評論者的介紹,讓觀眾獲知其他「八九的孩子」的遭遇。例如,著名人權捍衛者高智晟的女兒,在父親遭受酷刑、自己被暴力對待後,曾一度留下了心理創傷,現已成為一位有堅定信念的年輕女性。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的女兒,因父親被判無期徒刑而改學政治學,她想要幫助父親完成未竟的事業。還有政治犯郭飛雄那隨母出國的兩個孩子……。

 

  因此,這個紀錄片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見證,也不只是讓人們看見,而是承擔起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富有創意地展示一種願景,讓人們重新審視這二十八年:我們經歷了什麼?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還有什麼沒有完成?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後代知道什麼?

 

  出於一種深沉的道德激情,導演不動聲色地譴責了製造悲劇的政權,告誡人們不可忘記那一切。紀錄片展現出維護人性尊嚴的勇氣,映照出八九的精神傳承。

 

  這是一個關於未來的預言,中國的未來畢竟是年輕一代的。這也是一個紀錄片對自由的貢獻,忠誠的導演已經代表我們觀眾,給所有「八九的孩子」一個深深的擁抱與祝福。

 

二○一七年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