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黨國體制」

──答一位年輕朋友

(大陸)盛禹九

  問:什麼是「黨國體制」?有人說:蔣介石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議會民主制,開創中國黨國體制新時代,其首創者為蔣介石。是這樣嗎?

 

  答:什麼是「黨國體制」?我國辭書裡沒有這個詞目,但有「黨國」一詞的解釋。例如,「黨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指國民黨及其掌握的國家政權。」(《現代漢語詞典》)

 

  「黨國,指國民黨政府。國民黨視國家為其一黨的天下,故稱。」(《漢語大詞典》)

 

  以上解釋都非常簡單。百度網有一條較為詳細的解釋是:

 

  「黨國,即黨和國家,通常指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即抗戰電影中經常出現的『黨國的利益高於一切』『為黨國效力』等詞語內的黨國,單從字面來了解:黨就是國,國就是黨,愛黨才叫愛國,愛國必須愛黨。它體現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黨國』的實質內容其實是『以黨訓政』,只是國民黨政治治國的一個階段,並非是開始,也非結束。另外,黨國作為一個詞是不可分開的,國家不可能沒有黨,黨也不允許沒有國家政權。同時,從語素的排序來看,黨在國家前面,黨的意義重要性於國家。首創者為蔣中正。」

 

  這個解釋把「黨國」的實質歸結為:「黨就是國,國就是黨」,「黨的意義重要性於國家」,也可以說是對「黨國體制」一種簡略而通俗的解釋。這裡說「『以黨訓政』,只是國民黨治國的一個階段,並非是開始,也非結束」,大體合乎歷史事實。「黨也不允許沒有國家政權」一句,則比較含混;至於說我國「黨國體制」的「首創者為蔣介石」,這個命題可以商榷。

 

  孫中山:中國「黨國體制」首創者

 

  從現存歷史資料和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黨國體制」的「首創者」,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

 

  孫中山一直被譽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實,和許多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也有其時代、地域和思想的局限性。就建黨建國的思想而言,孫中山的思想前後變化很大。一九○五年八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建立革命黨(即中國同盟會)時,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民權」思想內涵是歐美憲政民主思想。例如,一九○六年秋,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共同起草《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及《軍政府宣言》中明確宣稱:革命黨「要其一貫之精神為自由、平等、博愛」,《宣言》在講到「建立民國」,貫穿以下幾個原則:一、革命──「國民政府」由「平民革命」產生;二、民主──大總統和議會議員由國民公舉,憲法由議會制定;三、平等──國民有平等的參政權,人人共守憲法。上面這些原則,孫中山此後在一九一二年擔任臨時大總統頒佈的各種法令中均得到遵守。

 

  一九一四年俄國「二次革命」失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孫中山的思想從崇尚歐美,轉向「以俄為師」。孫中山向俄國學習什麼呢?「服從領袖」,「以黨治國」,是其主要內容。他說:革命「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

 

  孫中山的「以黨治國」,其中包括:一、「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即以三民主義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二、「總理(即孫中山)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三、「吾黨以黨治國,黨、政府下之官吏,除政府需要專門技術人才,可取用非黨員外,其餘概須入黨」;當時,大理院院長趙仕北竟因主張「司法無黨」被免職。四、「黨在國上」;孫中山說,俄國革命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國民黨改組後,也應「將黨放在國上」。五、孫中山在俄國「二月革命」前,曾熱烈鼓吹政黨政治和兩黨制,「二次革命」失敗後,主張實行一黨制,「必將反對黨完全消滅,使全國的人都化為革命黨,然後始有中華民國」。六、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國旗為五色旗。一九二四年,黃興堅持五色旗,孫中山卻提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其中「青天白日」為國民黨黨旗標誌。(以上轉引自《民主的歷史》 許良英著 法律出版社)

 

  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又把國民黨的黨歌定為國歌,以示「黨國一體」。

 

  蔣介石:「法西斯主義救中國」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繼承孫中山遺志,堅決執行「黨國體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運動」,屠殺共產黨人。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因此被批判和改組下台。陳獨秀在?悶中寫了一首《國民黨四字經》,發表在十二月六日《上海工人》雙日刊上面,批判國民黨的「以黨治國」: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以黨治國,放屁胡說;黨化教育,專制餘毒。」

 

  蔣介石還十分傾慕「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路徑信仰。他在一九三五年對藍衣社的一次訓話中明確指出:

 

  「中國所需要的,不是討論未來中國將實行何種理想的主義,而是需要眼下將能救中國的某種方法。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對衰弱社會的刺激。……法西斯主義能不能救中國?我們回答:可以。……在中國現階段的緊急形勢下,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

 

  (鳥巢閣:《蔣介石的法西斯救國夢: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國策》)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國民黨的復興社提出一個口號:「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即「以三民主義為唯一信仰,以國民黨為唯一執政黨,以蔣介石為國民黨的唯一領袖,也是中國唯一的偉大領袖」,「黨員必須絕對支持他,只聽從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這實際上又回歸到「朕即國家」的皇權時代。

 

  蔣介石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國民教育,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至四十年代後期,鄙人在湖南求學期間深有感受:一、每周星期一舉行「紀念周」:首先向「國父」孫中山遺像三鞠躬,接著,念「總理遺囑」,唱黨歌,之後,宣講「國父」革命事跡;二、學校課程裡,「三民主義」為必修課;三、在公共集會場合,提到「孫(中山)總理」和「蔣委員長」時,必須馬上起立致敬!四、在接受上級任務或表揚時,下級的回答是:「為黨國效勞」,「黨國利益至上」,等等。

 

  以上說明:蔣介石時代的「黨國體制」,其力度和範圍已大大超過孫中山時代,具有濃烈的「納粹法西斯」氣味。所以,如果說這種黨國體制模式的「首創者為蔣介石」,也不無道理。

 

  毛澤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問: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前,曾大力批判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當他取得政權後,又重復蔣介石那一套,也搞「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作何解釋?

 

  答:是的。毛澤東在抗日時期,多次著文反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在《毛澤東選集》中可以找到根據。其實,這不過是一些政治家在政治鬥爭中常用的一種鬥爭策略和手法,就毛的個性及其政治理念來說,並非如此。

 

  眾所周知,毛自幼崇拜農民領袖李自成、洪秀全;青年時代寫詞「糞土當年萬戶侯」;嗣後,更睥睨秦皇漢武等歷代君主:「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人們說,這裡反映作者具有帝王思想。實際上:毛一生很少了解和研究現代憲政民主制度,而是花很多時間閱讀和研究《資治通鑒》等帝王典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也「以俄為師」,「以黨治國」。例如,毛在建國前就已制定安邦治國的方案,在黨的「內部指示」中指出: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楊奎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建國後,除了沒有將黨旗、黨歌變成國旗、國歌外,其它很多方面都繼承前屆執政黨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毛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排斥和打擊「異己」,甚至殘害黨內的不同政見者;還直言不諱地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特別是文革中走上神壇,「早請示,晚匯報」,「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面內戰,血雨腥風」等等,完全是極端專制制度的產物。

 

  在中國,「黨國體制」之所以長盛不衰,「個人迷信」「頌聖文化」綿延不絕,甚至至今還有人為文革叫好,一些文革醜行捲土重來,所有這些現象的出現,決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社會基礎:

 

  首先,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專制傳統:「百代都行秦政制」,孕育了所謂「三綱五常」,「反貪官,不反皇帝」,「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及「忠君報國」,「臣民意識」,等等。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理念和傳統文化,根深柢固,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基本政治走向。

 

  其次,辛亥革命後西學東漸,不斷串味。在「五四」民主啟蒙運動中,陳獨秀曾率先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大聲呼喚「自由」「平等」「人權」救中國;隨後又被「十月革命」吸引:鼓吹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對現代民主人權觀念加以全盤否定;最後,終於從痛苦中徹底醒悟過來,反思「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主要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嗣後,抗戰爆發,「救亡」壓倒「啟蒙」,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

 

  第三,自古以來中國缺少現代民主意識。中國的「民主」一詞,最早見於儒家的典籍《尚書‧多方》(約公元前一○二○年),其一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作民主」。這裡的「民主」,指的是君主成湯。到春秋時代,其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民之主」即「民之主宰者」,也就是君主專制。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民主改稱為「為民做主」,所謂「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等等,至今依然是多數國人的共識。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提出「領導密切聯繫群眾」的「群眾路線」,作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就其實質而言,依然以「領導」(主人)自居、而非「公僕」;是「為民做主」,不是「人民做主」;不過是當「領導」「脫離群眾」時,需要改變一下「作風」而已。如果說,這些措詞比較委婉含蓄,到了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夕,毛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就直接承認:「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鄙人記得五十年代初期,中宣部還為此專門作出解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按照列寧的說法,則是「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毛在執政期間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大都是「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以「最高指示」的名義下達貫徹執行的。

 

  第四,「黨國體制」的核心是「黨在國上」,「以黨治國」,而不是「以法治國」。胡適一生反對共產主義,也常常批評國民黨政府。早年,針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他撰文駁斥:「不但政府的權限要受約法(即憲法)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制裁。」

 

  我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經歷袁世凱和張勳兩次復辟,「五四」時期東西文化大論戰,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相繼實行「黨國體制」;其間,革新與守舊,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此起彼伏,至今猶未止息,說明這塊古老土地上的保守勢力十分強大。中國走民主憲政的道路,任重道遠。

 

  中國民主憲政之路任重道遠

 

  問:怎麼評價「黨國體制」在歷史中的作用?我國政治轉型的前景如何?

 

  答:一九五七年,美國學者魏特夫(Karl‧A‧Wittfogel)出版《東方專制主義》一書。魏特夫是猶太人,出生德國,一九二○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一九三○年任德共中央委員,曾任共產國際教育宣傳委員。一九三三年被納粹關入集中營,不久出獄,移居美國。他的這本書以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產生「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為根據,詳細論述了出現「東方專制主義」的來源、過程及結果,等等。它以大量的篇幅,描述「東方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特徵:

 

  第一,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其次,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和專制的君主制;第三,這種君主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第四,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第五,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第六,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固的穩定性。

 

  書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聯盟,是俄國的亞細亞復辟嗎?」回答是肯定的。魏特夫說:「蘇俄的全盤集體化把農民變成農業工人」,「把極權政治力量同有限的社會與思想控制結合在一起,他們只為一個單一的主人(新的機構國家)而辛苦工作」,「不論十月革命表示了什麼目的,它實質上產生一種以工業為基礎的普遍(國家)的奴隸制度」。同樣在中國,「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建立了一種農業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儘管表面上有所改變,仍然和中國過去那種巨大的專制制度非常類似。」

 

  (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 徐式谷等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魏特夫這本書出版後,在西方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在中國大陸受到猛烈抨擊。批判者認為:把「東方專制主義」簡單歸結為「治水社會」,這個理論的前提是錯誤的。其實。魏特夫書裡不單單講「治水」,更多的是講述整個「東方的」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東方專制主義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這一點誰也否認不了的。

 

  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一般都經歷三個階段:神權時代,皇權時代,民權時代;其間,在某些地區和國家還出現黨權時代。黨權時代比起君權時代來,所代表的階級群體,管理內容和形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諸多方面,雖然有很大改變,但彼此有相通之處,依然是一種專制制度。

 

  黑格爾說過:「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歷史改變。」我理解,黑格爾這段話裡說的「中國沒有歷史」,應該是指沒有現代文明和民主憲政而言。他的話很尖刻,但具有深厚的歷史內涵和現實意義!

 

  例如,「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是中國農民革命的傳統。其實,就像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也是一場農民革命,或「帶有農民革命色彩」的革命,不同的是:歷代農民革命以「造反」的主要頭目為領袖,是國內的革命鬥爭,革命成功後依然實行皇權統治;「新民主主義革命」則是由「無產階級(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個革命成功後,實行「一黨專政」,「黨國一體」;也就是人們說的,從過去的「家天下」變為「黨天下」。一些新的領袖掌握政權後,也像歷代統治者一樣,極力維護自己政權。誰有不同政見,會以各種名義和手段加以制裁,甚至「鎮壓」,以保證「XX江山萬年長」。

 

  就「黨國一體」的話語權而言,這裡常常存在著一些概念和邏輯上的混亂。眾所周知,漢語中的「國」或「國家」一詞,內涵廣泛多義:它可以指「國土」,也可以指「朝廷」,即政府和政權,還可以指「本朝」,如此等等。而在國際通用的詞彙中,彼此是有嚴格區分的。比如,英語中的Country,包含國土、國民及歷史,即「祖國」的意思;Nation強調民族、種族;state指國家政府及政府機構;party是黨, party-state為「黨國」。Country是整體,是長久的,不會輕易改變的;party是部分,party執政是暫時的,可以更迭的。如前所述,「黨國體制」認為,「黨就是國,國就是黨」,「黨在國上」;因此常常把不同意、或反對某個執政黨或某個領導人的某些執政理念和政策,無限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華」,甚至「顛覆國家政權」、「反革命」等等,完全是強詞奪理,偷換概念的奇談怪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多少人因此被打成各類「XX分子」,有的判罪入刑,其數量古今中外罕有!

 

  周有光老先生有個重要觀點:「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美哉斯言!「從中國看世界」,坐井觀天,易固步自封,自鳴得意。「從世界看中國」,高屋建瓴,會自我反思,尋求新的突破。「黨國體制」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延續和變異,積重難返。旅美學者唐德剛提出「歷史三峽說」,認為發端於鴉片戰爭之後的辛亥革命,轉型到憲政民主的時間,至少為二百年,順利的話,到二十一世紀中葉方能基本完成。我支持周老先生和唐德剛的觀點。中國轉型道路儘管曲折漫長,前途還是光明的。孫中山先生說的好:「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何時憲政大開張?」這是李銳老人的詩句,也是廣大民眾的心聲。但願這一天能早日光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