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世界發生了許多「黑天鵝事件」,諸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普京與埃爾多安意外和解──進而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國取代美國、歐洲成為敘利亞戰局的主導者,菲律賓政府從南海排頭兵變為「首席和事佬」──幾乎一夜之間從親美反華轉為親華疏美。這些事件真實的後果、長遠的效應,將在二○一七年及以後的歲月裡逐漸展開。衝突的種子正在發芽,變局的能量正在積聚,轉折的苗頭已經顯現。毫無疑問,二○一七年注定是不平凡、不平靜的一年。

 

  在中東、歐洲、美國發生一波波「變」、「亂」之際,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中共官方媒體禁不住洋洋得意,喜形於色,一副「天下大亂,亂了敵人」的嘴臉,「中國或成最大贏家」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但是,在政治相互影響、經濟彼此交融的當今世界,一切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言論和情緒都是靠不住的。

 

  其實,二○一六年的中國同樣處於「變」「亂」之中:經濟持續減速,「L型」尚未見底;資金加速外流,外匯儲備銳減;房價泡沫繼續膨脹,股市一度瀕臨崩盤;政局持續緊繃,官場人人自危;數十位維權律師受審並「電視認罪」;數萬名退伍老兵集體上訪、進京「鬧事」;烏坎維權領袖被秋後算賬;雷洋離奇死亡事件觸及中產階級最敏感神經;涉外NGO被打入另冊,互聯網監控與封鎖升級;《炎黃春秋》、共識網遭強行關閉,公民言論空間更趨窄小;銅鑼灣書商事件持續發酵,香港議員宣誓風波引發人大「釋法」,陸港政治關係與兩地人民感情進一步惡化;「九二共識」成為歷史名詞,台海兩岸官方溝通機制被大陸單方面凍結,兩岸關係「現狀」由冷和平轉向新冷戰。

 

  簡而言之,二○一六年是中國大踏步倒退的一年:政治在倒退,經濟在倒退,人權在倒退,法治在倒退,外交在倒退,兩岸三地的關係在倒退,就連自我感覺良好的、「永遠在路上」的反腐敗、「打老虎」其實也在倒退──不僅「老虎」越打越小了,反腐敗的目標對象也越來越與權力鬥爭的目標對象趨同了。

 

  而要說到二○一六年中國最大的倒退,還得說是中共政治體制的倒退。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上自封「核心」,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一代獨裁者,「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斯大林─毛澤東式黨國獨裁政體,在文革五十周年、毛死四十周年之時重新粉墨登場,成為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中共體制新正統,而行之有年的所謂「集體領導」原則在中共最高層被束之高閣。此舉使得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黯然失色。這一趨向於新毛化、新極權化、新文革化的政治體制倒退,是二○一六年中國所有倒退之中最令人心寒的倒退。與此倒退相比,歐美各國由民粹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極右翼思潮所引發的大選、公投之「變」與「亂」,也就相形見絀了。

 

  習近平封「核心」,「習家軍」走上前台、紛紛晉升疆臣樞吏,這些動作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在二○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組建一個具有「四個意識」的「絕對忠誠」的新中央、新政治局、新常委會,輔佐強人習近平邁入第二個任期,為未來五年以至十五年的中國政治走向和高層權力分配提前謀篇佈局。因此,二○一七年的中共高層政治畫面必定看點多多、熱點頻頻、高潮迭起。十九大究竟會出現哪些高層新面孔,會有哪些「野心家、陰謀家」被踢出局,會產生哪些黨章上、政策上、制度上、理論上或「提法」上的新修改、新變化,迄今為止,黑幕仍未撕開,暗戰仍在進行,結局尚未明瞭。

 

  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二○一七年首先是一個權力高度敏感的年份。中共政治的一般規律是,在黨代會召開的年份裡,像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獨裁者,為了擴大權力,往往會對內外挑戰採取過激的攻擊性行為,而華國鋒、胡錦濤這樣的弱勢領袖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領袖個人的面子,寧願得過且過、息事寧人。習近平作為新科獨裁者,更有可能對真實的或想像中的對其權力的威脅作出預防性或報復性的過度反應。

 

  其次,二○一七年將是中美台三角關係極其脆弱敏感的年份。台灣再度政黨輪替之後,海峽兩岸一邊是不可能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政府,另一邊是不可能放棄「一中原則」的習近平當局,雙方很難找得到可以相互對接的主權立場和可以彼此對談的共同話語。習近平既然早就放出了「地動山搖」的狠話,二○一七年經濟窮台、外交困台、軍事懾台的對台政策方案或將隨時推出,兩岸有極大的可能重新走回政治對抗、軍事對峙的老路上去。而特朗普政府如果按其在推特上所預報過的那樣,推出任何傾向於改變「一中政策」或使「一中政策」籌碼化的對台新政策,將使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陷入三十七年來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是,除了十九大的權力分配和中美台之間「一個中國」的陷阱議題之外,二○一七年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對習近平當局執政能力最大的考驗,卻是說起來不敏感、看起來不脆弱的經濟問題。

 

  經過了二三十年超過兩位數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共當局早已產生了一種對經濟增長的慣性依賴。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大半要靠「GDP合法性」來支撐;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領導人在世界舞台上的面子、尊榮,也多半要靠大筆訂單、大額經援等「大撒幣」手段來獲取。與此同時,中共當局產生了一種慣性思維:認為經濟增長唾手可得,是「中國模式」題中應有之義;也產生了一種暴發戶式的盲目自信:認為凡是能用人民幣擺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凡是能用錢解決的國際問題,都不是真正的問題。基於這樣的慣性思維和盲目自信,習近平上台以來,放棄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路線,而以政治集權、官場整肅為中心工作。也沒有把經濟改革當回事,而是粗暴干預股市、房市、匯市,「三去一降一補」、「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流於形式,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一帶一路」進展緩慢,代價巨大,輸出產能的效果卻不顯著。但是,中國以低人權、低環保、低法治、低道德和高杠杆、高泡沫為代價的高速GDP增長已經到了不痛加改革便難以為繼的地步。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之計,「核心」可以晚點再當,「中國夢」可以慢慢去做,但為挽救統治合法性,挽救三十七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不毀於一旦,經濟改革必須馬上進行,已經耽誤不起。這一兩年不出事只是僥倖,出大事、出全局性經濟金融危機的風險已迫在眉睫。而一旦中國經濟出了大事,「核心」也罷,「中國夢」也罷,全都等於零。

 

  屋漏偏逢連夜雨,正當中國經濟形勢搖擺不定、岌岌可危的時候,特朗普任命了三位對華貿易鷹派人物出任美國新政府貿易部門要職。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為商務部長,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E Lighthizer)為美國貿易代表。這三人都認為中國操縱匯率、傾銷商品、侵犯知識產權,美國是對華貿易的最大受害國;他們都主張用「公平貿易」取代自由貿易,用「美國優先」的經濟民族主義取代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自由主義。特朗普政府已經拉開了對華貿易戰的架勢,一場惡戰勢在必行。中共當局原本認為,在中美之間,台灣問題最敏感,人權問題最鬧心,達賴喇嘛不能談,中國最不怕和美國談的就是貿易問題,這是大錯特錯。中國經濟危如纍卵,若貿易戰引爆人民幣資產泡沫破裂,造成普遍的恐慌和經濟崩潰,中國版金融危機一旦爆發,那就不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而是中國經濟體系的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