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莫言的「獲利恐懼」心理

──專制下諾獎得主的命運

(瑞典)茉 莉

  不是每個人在獲得諾貝爾獎後很快樂。一九五七年,法國作家加繆在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其第一反應是呼吸困難,如同遭遇一場災難。因為加繆認為,馬爾羅才是當之無愧的得獎者,他為自己獲獎感到極度羞愧,心裡充滿了恐懼。

 

  加繆是以正直高尚而著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他的這種道德潔癖式的恐懼心理,對來自道德坍塌之國的作家來說,是陌生而可笑的。但是,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獲獎之後,似乎產生了另一類心理恐懼。

 

  這種被稱為「獲利恐懼」的心理症狀是:害怕已獲得的利益消失而產生過度的反應。以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理解莫言在獲諾獎後的一系列言行,例如他為何歌頌毛澤東、為何諂媚習近平。「獲利恐懼」導致人性被馴化,個人被社會政治勢力所鉗制,這也許能幫助所有因名利雙收而恐懼致病的中國人,找到一條自我治療之途。

 

  作家被專制主義的野蠻馴化

 

  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就有一個「道德價值參照系」,很多得主都有道德承擔,在獲獎後成為社會正義與人權的代言人。然而,莫言卻屬於文學獎得主中的幾個特例之一。一九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作家漢姆生曾支持並讚美希特勒。莫言在獲獎後的這幾年,令人瞠目結舌地為趙家唱讚歌。

 

  早在獲諾獎之前,莫言就表現出他附庸當局的立場。例如,在二○○九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因為德國邀請戴晴等中國異見作家與會,莫言等官方作家一齊退出書展表示抗議。二○一一年,當薄熙來在重慶如日中天之時,莫言也曾親赴重慶並賦詩:「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二○一二年六月,莫言參與抄寫毛澤東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稱《講話》對中國文藝的發展意義重大,妖魔化毛澤東是「蚍蜉撼大樹」。

 

  在獲諾獎之後,莫言除了繼續頌毛,更是不同尋常地高聲讚頌當今總書記。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莫言參加了習近平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在接受中紀委網站採訪時,莫言讚美總書記「很親切」、「出口成章」,並在該訪談中多次提到「習主席」、「黨中央」、「十八大」和「中國夢」。莫言稱:「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最令輿論譁然的,是莫言在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作協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他說:「習總書記關於文藝的談話能夠讓很多文藝工作者感覺到:讀到會心處想拍案而起,有心領神會之感,感覺到很多我們心裡還沒來得及說的話,就被他用非常精闢的話語概括出來了。我想,這都是因為他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一個具有很高的藝術鑒賞力的人,是一個內行。習總書記是我們的讀者,也是我們的朋友,當然也是我們思想的指引者。」

 

  此次關於「思想指引者」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很多網友輕蔑地指責說:莫言「馬屁拍得溜」、「戴了烏紗帽,得了軟骨病」,「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至此,因無底線地向趙家人獻媚,並縱容趙家作惡,參與「造神」而不惜自辱,莫言被公認為繼郭沫若之後最無恥的中國文人。他不但沒有履行作家的職責去馴化野蠻,反而被專制主義的野蠻所馴化。

 

  窮孩子寫作獲利幸福感爆棚

 

  然而,莫言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歌功頌德派。原名管謨業的莫言,出生於山東高密縣農村,因文革被迫綴學當放牛娃,曾因饑餓難忍而吞食炭灰。之所以寫作,莫言說他的理想是「一日三餐吃上香噴噴的餃子」。後來莫言如願以償成為部隊作家,在八十年代因寫《紅高粱》成名,也曾因該作品的情色張揚而受到當局的打壓。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莫言一度熱衷於街頭政治,在流血之夜過後,他也「經過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二○○四年,莫言在接受法國記者哈斯基採訪時說,從一九八九年開始,他就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信心,之所以繼續保留著共產黨黨員證,是因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煩。雖然莫言在寫作中迴避對政治制度的批判,但其作品還是提出過一些社會問題,例如地方官僚貪污腐敗的問題。可見,之前的莫言尚有一點反叛性和良心。那麼,是什麼力量逼得一個作家踏上諂媚之途呢?筆者認為,莫言的轉變與他的「獲利恐懼」心理有關。

 

  就寫作「獲利」而言,中國作家恐怕沒有人比莫言更成功的了。人的幸福感要受到心理參照系的影響,在物質生活上,莫言早就實現了當年「三餐吃餃子」的抱負,與他家鄉高密的農民相比不可以道里計,也是作家同行中的翹楚。更令他幸福感高漲的是精神榮譽和名氣,至今為止,莫言不但是中國作協副主席,還收穫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各種獎項,其中包括茅盾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這位當年小學沒讀完的鄉下男孩,已獲得香港某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頭銜。

 

  人的成就一旦超過預期,幸福感就會爆棚。但是,像挖出諾貝爾金礦這樣頂峰級別的幸福感,如果某人沒有足夠的精神定力,很可能對其人格造成某種破壞。因為擔心到手的利益突然消失,人們會因為不安全感而產生「獲利恐懼」,這一心理又被稱為「贏家的詛咒」。

 

  習大大不點名批評之威懾力

 

  那麼,為什麼世界他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同樣身為贏家卻少有人這樣被詛咒呢?為什麼除了那位患精神病的挪威作家哈姆生之外,只有莫言在獲獎後被「詛咒」?這個問題不但與個人的精神品質有關,更涉及人們所處的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

 

  莫言是一個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適應專制政權控制的人。例如,那年他來瑞典領獎時,當有人問及中國很多作家政治犯被關進監獄的問題時,他以插科打諢的方式應對,說每個人進監獄都有複雜原因、作家也有殺人偷錢的。他還岔開話題,說要多談文學少談政治。

 

  這樣聰明的人,怎麼就讓自己成了天下的笑柄呢?這是因為,他碰上的這位當今皇上,絕對不吃西方價值和諾貝爾獎那一套。二○一四年,習近平在舉行文藝座談會時,與其他作家談笑風生,卻沒有理睬諾貝爾獎得主。據習家寵倖的周小平在會後透露,說習某在會上有這樣的指示:「文藝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國外獲獎為目的,抱著這種目的去創作是沒有前途的……。」這些話被坊間解讀為「不點名批評」與會的諾獎得主莫言。

 

  這個「不點名批評」對莫言心理上的威懾力有多大?經歷過中國大饑荒、文革與八九政治風浪,又在這次會上受冷遇,莫言怎麼能不感到恐慌?他曾見過長安街流血和很多同仁遭整肅,他本人也在一九九七年出版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後,被有來頭的人揭發該小說「反動」,玷污了「我軍的尊嚴聖潔」,從此被「請」出軍界。

 

  再看看中國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至今繫獄的現實,莫言不會不明白,一頂諾貝爾桂冠不但無法保護他,反而引起當今皇上的忌恨和仇視,很可能會導致他遭整肅。自小鄉下父母只擔心莫言吃不飽飯,沒教給他「骨氣節操」一類傻文人才堅守的東西。面對神色嚴峻的趙家皇上,壓力山大的莫言不得不加倍地保護自己。

 

  免除恐懼先誠實面對

 

  正如恐懼心理學所分析的,已經擁有太多名利的人,其害怕損失的恐懼感也會被放大,過度的焦慮會導致惡夢。出於嚴重的危機意識和不安全感,一心自保的莫言慌不擇路,頻頻向趙家獻媚,不惜把自己塗抹成一個大花臉。

 

  而高高在上的趙家老爺,根本不在乎莫言的獻媚吹捧是否出於真心,他們只需要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低下頭來,扮演一個口口聲聲效忠皇上的侏儒,這就夠了。從莫言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獲利恐懼」心理的一些特點。

 

  首先,這種恐懼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個人後天習得的。中國的莊子說「初生牛犢不怕虎」,牛犢長大後有了被實質威脅的經驗,才知道老虎的可怕。半個世紀來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殘害,讓莫言學會了害怕,這害怕似乎成了他的生存秘笈。這是中國殘酷政治之下的人性悲哀。

 

  其次,這種恐懼心理會產生誇張的想像,虛構出最壞的結果。與中共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作家相比,當今莫言的處境遠不是那麼險惡。時代畢竟變了,今天有不少中國作家在互聯網上頂住壓力,為民主人權勇敢發聲。莫言平時不談政治,他只要繼續沉默就能自保,並不需要如此放棄尊嚴。但是,正如心理學所分析的:「居住地離水域越遠的人,越有可能害怕水。」

 

  再次,「獲利恐懼」心理具有普遍性,只是個人的利益大小與心理素質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五十年代初任交通部長的民盟領導人章伯鈞,曾享受了中共給予的包括整套四合院與小轎車的優越待遇,他在反右運動中也就認罪最早。中國在近年來出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一些人有了財產,在政治上反而表現得更為保守,也是因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即使中國經濟繁榮了,人們的心靈仍然受到精神暴政的鉗制,這是一種不用刀劍的精神奴役。

 

  因此,人們更要看到的是:趙家人使用了什麼樣的懲罰手段,令莫言一類文人扭曲了心智?為什麼中國文人在尚未獲得批評自由時,就早早學會了讚美?有什麼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政治恐懼的陰影?

 

  這是一個與價值觀、尊嚴與信念有關的問題。當人們選擇了自由而有尊嚴的價值觀,就能獲得信心與能量,以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心理恐懼,以振奮的精神去探索並迎擊恐懼。東歐作家丹尼洛曾有一句對作家的忠告,希望所有患政治恐懼症的作家都能讀到:「不要扮演小丑:權貴們習慣於以此取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