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狀告海關案」跟進報道(三十一)

──為了藍天上飄著一朵朵白雲

李南央

  人的記憶會很莫名其妙,一些重要的經歷在腦海中往往留不下痕跡,而某件小小不然的事兒卻能一直記著,清晰如昨。

 

  「藍藍的天上飄著幾朵白雲」,這是上小學有了作文課不久,語文老師給我們讀的一篇範文的第一句。作文是班上大隊長寫的,題目是《記暑假的一天》。這句描述在我的腦袋裡飄忽了五十多年,揮之不去,真真是件怪事。這不,在鍵盤上敲著這篇「跟進」,隨意地抬起頭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恰是「藍藍的天上飄著幾朵白雲」的畫面,心境一下朗朗地回到兒時的清澈。

 

  二○一七年我的「狀告海關案」將進入第四個年頭,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發來又一份「延長審限通知書」,給他們自己湊了整兒──「十」。近來,朋友們發給我的郵件中常會有些勸慰:別動氣、別上火,保重身體為要。也許是案子拖了這麼久,他們怕我已是心力交瘁了。借新一年的開篇「跟進」,我想告訴朋友們,你們不用替我擔心,兒時蔚藍天空中飄著的那幾朵白雲一直伴隨著我,九歲到二十九歲因為有個「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父親帶給我的「出身不好」的重壓,沒有扭曲我的人格;如今已走過人生的花甲,我更懂得與黑暗抗爭不能陷入黑暗,要與它拉開距離。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我的爺爺李積芳同好友葉瑞棻、余輝燾合譯了日本市町屯雜誌社編著的《自治行政例規》,開始了將憲政理念引入中國的努力;一九三七年,不滿二十歲的父親李銳和七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自發地成立了共產黨的支部。二○一五年父親將進百歲之前作詩四句:

 

  難免將投爐火中,為民作主未寬鬆。

 

  何時憲政實施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剛剛過去的二○一六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炎黃春秋》雜誌在這一年「被奪權」而「玉碎」。它被最後治罪中的一條是五月號所發文章碰撞了中共內部指令「有關文革的稿子,各家報紙雜誌一律不得發表」。丁東先生說:「中國大陸的輿論生態,有如《紅樓夢》裡的一句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冬天終於來了。」此時距我爺爺的譯著出版已是百年有餘,父親的中共黨齡將屆八十,執政六十七年的共產黨與憲政之路背向而馳,愈行愈遠。

 

  毛澤東在他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有名句: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取得政權後的毛澤東躍馬揚鞭「超英趕美」,以民間餓殍遍野的慘劇收場;浪漫任性的他挾「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霸氣,以為自己不但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還可以領導世界人民「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在去世前四年卻不得不親自為這個雄心劃上句號。(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尼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國家,改變了這個世界。」毛回答:「我沒能力改變世界。我頂多改變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

 

  激情四射的革命因缺乏理性而難以持久,迄今為止,且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入歧途──前蘇聯「老大哥」如此,「小老弟」中國更是如此。我是二十九歲那年不再敬仰毛澤東,摒棄了「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的追求,活到現在已心靜如水。對於有生之年看到憲政在中國開張已不抱任何希望──那是一個遙遠尚不可期的目標。一位朋友說:「跟公權較勁是你餘生鍛煉腦力和陶冶性情的業餘活動。」這話有道理。哪一天三中院蠻橫到連「延審通知」都懶得發了,我也不會動氣,只當是學習諸葛亮《誡子書》「非寧靜無以致遠……險躁則不能治性」的歷練。

 

  認知如此,但是我說過:我不是因為有希望而努力,是因為不努力就不會有希望。我回覆一位關心我的朋友:「我的爺爺是最早的同盟會員,是推翻滿清後的第一屆國會眾議員;我的父親一生追求憲政在中國開張;到了我這一代,似乎很難背離父輩的追求,只求個人的舒適和安危。特別是跟中國的研究所合作了這麼多年,看到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況,尤其是那些從農村進入城市工作的人,不能同工同酬,孩子們不能得到跟城裡人孩子一樣的待遇,真是很難作壁上觀。」

 

  十月份回國,參加了一次朋友們的聚會,其中有我尊敬的鮑彤先生和杜光先生。身患癌症的杜光先生的身體已經十分羸弱,艱難地拄杖爬到二樓,發言時卻聲若洪鐘:「我們要發出自己聲音,各自為戰,絕不放棄應承擔的歷史責任。生活在這個社會,衣食住行依賴社會,要回饋社會,沒有權力封閉自己,要盡公民責任,對得起供養我們生存的勞動人民。」鮑彤先生說:「每個人做自己的事,說自己的話。做自己的事,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就是理想社會。」散會後我跟鮑彤先生同乘一輛朋友的小車回家,第一次享受了警車尾隨「護駕」的「殊遇」。進入鮑彤先生居所小街的入口,後邊的警車離去,即看到小街另一頭警車車頭的大燈。我問鮑先生:「您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自由呢?」他回答我:「至死不會。」那麼坦然、那麼不以為然。我百感交集……

 

  在收筆二○一七年第一篇「跟進」時,我想跟關注我的案子的朋友們說,在新的一年裡,請千萬不要忘記我的律師中的一位:夏霖。二○一六年的一審他被判十二年徒刑,二審拖延至今還未有開庭之日。有一位在瑞士的朋友為了夏霖的判決,寫給我她應對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提給台灣漁民「秋刀出鞘漁民笑」一聯的下聯:「夏雨入泥律師悲」(台灣對大陸,笑對悲)。她說:「不光是律師悲,簡直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夏霖,還有那些「七○九大抓捕」中被囚禁至今的律師們,是為了幫助別人維權而身陷囹圄的社會的良心、民族的脊樑。關注他們的命運,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

 

  少兒時,人小,不懂世事,心思一片湛藍,那時北京的天也是無邊無際的透亮。如今人老了,北京也變得只能從高樓的縫隙中看天,大多數的日子,那天都是灰濛濛的塊兒塊兒。哪怕僅僅是為了我們的後代能在作文本的方格子上爬出:「藍藍的天上飄著幾朵白雲」這樣幼嫩純清的詞句,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同只顧一黨私利而不管人民福祉的專制政權的抗爭呵!改變「悲哀」的命運,要靠我們每一個人承擔起自己公民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