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電視片《永遠在路上》有感

 

金 堅

  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八集反腐系列片《永遠在路上》(以下簡稱《路上》)。為了拍攝此片,攝製組先後赴二十二個省(區、市),拍攝四十多個典型案例,採訪七十餘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紀檢幹部,採訪蘇榮、周本順、李春城等十餘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落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剖析典型案例,講述鮮活的監督執紀故事。《路上》想傳達給觀眾的中心思想是:中央反腐有決心有毅力,反腐卓有成效,過去的共產黨又回來了。在「新中國」的歷史上,耗費鉅資拍攝如此規模的反腐系列片是絕無僅有的。《路上》選在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播出,是為了配合宣傳全會公報所提的「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的「重要任務」。然而,《路上》在論述上的自相矛盾、舉證案例時的避重就輕、聽得耳朵早起了繭子的「思想教育」之類的老生常談,都是它的顯而易見的硬傷。

 

  「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笑話

 

  《路上》第一集一開頭就提到:一九四五年七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就歷史上封建王朝剛建立時一片新氣象,但不久後就人亡政息這個歷史周期律,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若執政,如何跳出這個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回答:「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這是個世紀大笑話。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人民何曾有權監督過政府?中國人到現在都還沒有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領導人的權利;各級「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官員,不是上級指定的,就是靠賄賂當選的,不少「代表」、「委員」還是已有外國國籍或綠卡的外國人,讓他們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個比世紀笑話還大的笑話。《路上》沒有回答如何實現「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而是巧妙地利用與延安有關的人物白恩培的一段「深刻懺悔」繞了過去。白恩培曾在一九八五年時擔任延安地委書記,但他的「深刻懺悔」與如何「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如果真正實現了「靠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又何需耗費鉅資拍攝《永遠在路上》?

 

  倒在制度性腐敗下的無數高官

 

  制度性腐敗客觀地說,中共反腐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力度不可謂不強。《路上》談到:二○一四年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會議上,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起草的國際反腐敗宣言,也是APEC歷史上第一次以一國首都命名的反腐敗宣言。《路上》還談到:二○一五年四月,中國向國際刑警組織公佈了一百名中國外逃人員的紅色通緝令。在該組織近百年的歷史上,一個國家集中公佈一百名外逃人員的紅色通緝令,還是第一次。

 

  然而,中共下了大決心、花了大力氣剷除腐敗,《路上》卻沒有「下大決心、花大力氣」探討產生腐敗的根源、觸及導致腐敗的根本,以及如何從根子上即制度上剷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它只是洋洋灑灑地羅列了一系列觸目驚心的腐敗事實,仍然把貪污腐敗主要歸咎於「黨員幹部的思想認識」問題,將腐敗產生的根源歸咎為官員對自身要求不嚴、放鬆了思想改造。各位貪官幾乎千篇一律的獄中懺悔,也都打著濃濃的官腔,沒有意識到或不敢深挖產生腐敗的根本和根源。其實,中國之所以成為貪官輩出、無官不貪的國度,除了歷史沿襲,主要歸咎於現行的政治體制。

 

  制度性腐敗 在至今仍是由「黨天下」統治的中國,各級黨員官員權力過大,應承擔的行政/法律責任卻過小,更缺乏有效監督、制衡他們施政的機制,形成了《路上》中貪官所說的「權大於法、權大於制度的環境」。除非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這種因體制自身的缺陷導致的腐敗是無法遏止與根除的。

 

  改開型腐敗 「改革開放」後中國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是導致全國性腐敗的另一重要因素。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近日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為他的新書《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舉行的發佈會上,剖析了導致中國全國性腐敗的另三大起源:一:中國政府自一九九○年代開始實施產權改革,逐漸放鬆了對國有資產產權的控制,以致從中央至縣級的各個衙門,都有權處置國有資產的產權,這為少數有錢有勢者無償獲得或以低價佔有國有資產敞開了大門,並使官官勾結、利益輸送/回饋型的官商勾結成為無法遏止的滾滾濁流。二:一九八四年,中共改革幹部管理體制,將中共建政以來上級下管兩級幹部的管理體制改為下管一級,即改為上級可以直接任免直屬下級,這使買官賣官、構築官場上下級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垂直型官官相護的官僚體系成為可能。三:一九九○年後,中國經濟戰略向投資促經濟增長型轉移,涉及土地審批的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重心,這為大規模的官商勾結提供了良好機會。這種大環境下造就的官場現實是:不腐敗者當不了官,不腐敗的官員會受到同儕的猜忌和排斥,官員不腐敗才是不正常的,新時代的《官場現形記》使舊時代的《官場現形記》望塵莫及。

 

  官員:現行制度的犧牲品 在《路上》在每一集的開頭,都有千錘百煉打造中共黨徽的鏡頭,寓意中共官員都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嚴峻考驗。客觀地說,很多身陷囹圄的貪腐高官能位居高位,大都經過了很多考驗,也很有才能,如被稱為「中國高鐵之父」的貪官劉志軍;對貪官李春城,有華人在YouTube上留言:「作為一個成都人,客觀地說春城書記是為成都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他帶的一批幹部真的都是能力很強的能人。」人都是有缺點有私慾的,都有與生俱來的「原罪」,都容易「受環境的影響」。如果這些有能力的官員生活在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度,有良好的制度來監督和約束他們的為政操守和做人底線,而非僅靠人的思想覺悟來自我監督和約束,他們既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又不會在牢獄中度過餘生。所以,這些官員的沉淪,更應歸咎於中共的現行政治體制。

 

  腐敗避重就輕選擇性遺忘

 

  《路上》不僅不敢觸及產生腐敗的根源和根本,還避重就輕,將許多官員的落馬歸咎於「舌尖上的腐敗」。眾所周知,在中國官員腐敗普遍涉及的酒色財三者當中,酒(吃喝)是最細微的末節。在「舌尖上的腐敗」的搪塞掩蓋下,貪官們的貪腐金額、名下的各種財產不是不提,就是嚴重縮水,他們擁有的幾十上百棟房產別墅、眾多情婦和私生子女,以及幾億、十幾億乃至幾十億的鉅額贓款,都被《路上》「選擇性遺忘」得乾乾淨淨。《路上》也沒有提及震驚世界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等揭露的中國最高層家族腐敗的作品,更沒有提及習王大規模反腐的首要目的,是借此把威脅自己執政地位的政敵拉下馬。

 

  改開型腐敗引領社會風氣腐敗

 

  中共執政至今已六十七年,雖然年年提倡「學雷鋒」、學這個學那個先進典型,但社會風氣的全面敗壞卻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煙酒文化、走後門文化、紅包文化等等瀰漫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城市鄉村的每一個角落。社會風氣全面敗壞的根本原因有三個:文革使國人喪失了精神信仰;八九年六四鎮壓後國人對政治體制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政府為了「維穩」,有意引導整個社會「一切向錢看」;制度性腐敗、改開型腐敗更是引領社會風氣全面敗壞的罪魁禍首。中國政府在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同時,也應該為扭轉社會風氣的全面敗壞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

 

  權力如何被關進籠子裡?

 

  《路上》稱「反腐敗需要標本兼治,而治本的關鍵在於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話雖然說得不錯,但如果關這個黨天下制度的籠子先天就有無法彌補的漏洞,又如何能長期有效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在全片的結尾,《路上》滿懷激情地說「今天,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自己仍然走在趕考的路上」。如此清醒和謙遜的宣示自然值得稱讚,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趕考的路如此漫長,走了六十七年仍然走不完?什麼時候能到達趕考的終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共不實行三權分立、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給人民以選舉權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隨著貪污腐敗分子「永遠走在貪污腐敗的路上」,中共也將「永遠走在反貪污腐敗的路上」,趕考之路將沒有終點。如果習近平下台後反腐運動很快終止,「人亡政息」之下實現的「歷史周期律」,將是朝代更替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