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喜歡「三」──他是「第三代核心」,發明了「三講」、「三個代表」;習近平喜歡「四」──他提出了「四個自信」(十八大只提出胡錦濤的「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今年建黨九十五周年大會上被習近平加上「文化自信」升級為「四個自信」)、「四個全面」、「四個意識」。

 

  從二○一四年起,「四個全面」被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全會依次設定為會議主題: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決定「全面依法治國」,五中全會審議十三‧五規劃、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今,六中全會鎖定「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終於在中央全會湊齊。其實,「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都是鄧江胡時代的舊提法,「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更是鄧小平三十多年前就已提出的老口號,但新華社頌揚說,「(習近平)加入『全面』兩字,展現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和使命擔當」。以中央全會的高規格給「四個全面」背書,為下個任期適時推出「習近平思想」埋下了政治伏筆。

 

  與「全面小康」之漫無邊際、「全深改」之不得要領、「全面依法治國」之淪為反諷相比,「全面從嚴治黨」倒的確是出手不凡、戰果纍纍。它是習近平上台以來抓得最緊、做得最多的一個題目,是反面教材最翔實、「階段性成果」最豐富、黨內外反響最激烈、國內外印像最深刻的一個題目,也是習近平當局執政四年以來唯一比其前任、前前任更有資格自我誇耀、更有底氣自我頌揚的一個題目。當然,與其他三個「全面」相比,最大的不同點還在於,「全面從嚴治黨」議題的話事權、主導權牢牢掌握在習近平、王岐山手上,黨內其他派系、其他勢力但求脫身自保,不敢說三道四。

 

  為了營造六中全會氣氛,中紀委和央視聯合推出反腐敗專題紀錄片《永遠在路上》,詳細展示了十八大以來中紀委按照習近平的親自部署開展「打虎」、「拍蠅」、「獵狐」運動的靚麗成績單。一大批落馬官員被請進電視演播室,面對鏡頭,痛心疾首,認罪懺悔,現身說法。腐敗的原因大都被歸咎於「貪慾」、「思想認識鬆懈」、「作風不硬」、「交友不慎」和監督體系「寬、鬆、軟」,而完全沒有觸及到一黨專制體制之下黨國不分、黨政不分、公權囂張無度、民權無處立足的制度性腐敗根源。所謂「舌尖上的腐敗」、「車輪上的腐敗」等違反「八項規定」的事件被上綱上線、大肆渲染,而中南海權貴家族大舉侵吞央企資產、操縱股市樓市匯市、通過香港中資機構和境外離岸公司瘋狂洗錢和轉移財產的超級腐敗現象則無一語提及。顯然,《永遠在路上》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深挖「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制度性根源和中共自己監督自己的制度性弊端,而是要敲山震虎、殺雞儆猴、號令全會、震懾對手,要凸顯中紀委的威風、習近平的「堅強」,而黨永遠「偉大」、制度永遠「先進」、中南海永遠「正確」,則是不容挑戰的「政治底線」。

 

  六中全會要制定《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三十六年前,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平心而論,那是中共有史以來最開明、最文明、最「民主」的黨內文件(沒有之一),是中共高層老幹部在經受了毛澤東時代無法無天的抄家、批鬥、遊街、毆打、拘禁、下放等殘酷鬥爭之後痛定思痛、幡然悔悟的產物。那份《準則》規定:黨內不許吹吹拍拍,不可阿諛上級,不可看領導眼色行事;「書記和委員不是上下級關係」,而是一人一票的平等成員(當然就更不應該提倡所謂「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對中央重大理論和政策有不同看法,「可以在黨內適當的場合進行討論」,「發揚黨內民主,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亦即鼓勵「妄議」);對於講錯了話、寫錯了文章的人「不得認為是違反了黨紀而給予處分」,「不允許追查所謂動機和背景」;「黨內真正實行民主選舉」,「不得規定必須選舉或不選舉某個人」,不得「使選舉流於形式」;不許以勢壓人,圍攻、迫害「犯錯誤的同志」。現在讀起來,那份文件就像是政治童話、天方夜譚。那是華鄧爭鋒、胡趙崛起、葉劍英折衝的政治微妙時刻,是所謂「黨內民主」的最佳時機。後來,當鄧小平大權獨攬、強勢獨裁,《準則》從此埋進故紙堆裡,形同虛設。如果不是當今六中全會又要拿《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做文章,恐怕很少有人會想起一向以青面獠牙示人的中共中央也曾制定過如此開明的規章。

 

  如今中共的黨內氛圍、政治形勢與三十六年前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一個高喊「政治規矩」、嚴禁黨員「妄議」、倡導「絕對忠誠」(不久前獲得升遷的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說,「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連「政治局的同志」都必須「經常、主動看齊」否則就沒有資格成為「政治上的明白人」的新時代。六中全會借「從嚴治黨」名義重新制定《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實,它的目的倒是要全面禁止乃至徹底消滅真正意義上的「黨內政治生活」,將中共重新塑造為毛澤東時代那樣的只知比「看齊」、比「忠誠」,把「保持高度一致」當成「最高最大的政治」的馴服政治工具。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則是胡溫治下於二○○三年底出台的老文件。一如胡溫時代的執政風格,那份《條例》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沒有鋒芒、缺乏力度。習近平上台伊始,就在《條例》之外推出「八項規定」。習曾略帶嘲諷地說,「規定就是規定,不加『試行』二字,就是要表明一個堅決的態度,表明這個規定是剛性的」。那份「試行」《條例》對於胡溫時代的反腐敗工作並沒有發揮任何積極作用,事實上早就淪為一張廢紙。

 

  十八大以來,紀委系統早就自我擴權、自定規條,突破了原《黨內監督條例》的授權範圍,在辦案程序、偵訊手段、強制措施、人權保障等各方面,更是聖旨在手、百無禁忌。毫無疑問,此次新修訂的《條例》將對中紀委在四年反腐敗過程中的自我擴權予以事後追認,並賦予中紀委系統在反腐敗之外對中高層幹部進行「政治體檢」、參與黨內權力鬥爭的關鍵性權力。這也就意味著,習、王「從嚴治黨」之役將在權力鬥爭的刺激下,在以黨代法、以黨內監督凌駕於司法程序之上的非法治化、非憲政化方向上走得更遠,走得更極端。而這樣的「全面從嚴治黨」當然沒有前途、也沒有窮期,只能「永遠在路上」。

 

  迄今為止,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除了廢除勞教、開放二胎兩項具體的行政措施之外,無論是習近平主張的去庫存化、去產能化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還是李克強主張的去杠杆化、簡政放權、佈局城鎮化的「中國經濟升級版」,都沒有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方面取得切實有效的成果。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在圍剿公民社會、抓捕維權律師、跨境綁架香港書商、侵佔《炎黃春秋》等惡劣事件之後,早已經信譽掃地,淪為國際笑柄。五中全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畫餅亦在經濟增速放緩、環境污染加劇、社會矛盾頻發、官員普遍怠政的「新常態」下越來越失去對普通民眾的吸引力。三次全會,出了三張廢牌,習近平手上,也只剩下「全面從嚴治黨」這張王牌了。

 

  十九大還剩一年,權力鬥爭空前激烈。六中全會的與會者,包括那些既非中委、亦非候補中委的「習家軍」列席者,人人都知道,「全面從嚴治黨」其實也只是個幌子。無非是高舉「從嚴治黨」的大棒子,為「精神強健、能量充沛的領路人」(新華社語)立威,為「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保駕護航,為建立十九大「絕對忠誠」新班子開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