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化、政治化的「被失蹤」事件中國內地年年有、月月有,異議、維權、NGO(非政府機構)是高發人群;而此事發生在港人港地,尚屬新鮮。從去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底,以經營政治「禁書」為主要業務的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位書商接二連三在泰國、中國內地(深圳和東莞)和香港本地離奇「失蹤」。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時報》暗示「規避法律」擄人的是所謂「強力部門」。

 

  以「被失蹤」手法偷襲香港,在地域上、性質上,均已明顯越位。是上峰旨意,還是下屬胡來?此次涉港「被失蹤」事件令港人對「一國兩制」陷入信心危機。此類事件今後或將不斷發生。這是陸港兩地有識之士不可掉以輕心、必須鳴鼓而攻的原因所在。堵不住這股禍水,香港法治與港人自由則岌岌可危。

 

  李波數次「報平安」的「家信」,讀起來就怪怪的;桂民海在CCTV鏡頭前的當眾「懺悔」,聽起來也怪怪的;廣東警方對香港警方愛搭不理的態度,看起來更是怪怪的。李、桂二人反復以「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方式聲明其偷渡內地、自投羅網的行為純屬「自願」、「主動」的「個人選擇」,「與其他任何人無關」,更斥責媒體「炒作」、社會關懷和國際關注,木偶戲演到這個份上,基本上也就演砸了。人們都已經明白書商們身上發生了什麼,唯有中共當局及其「強力部門」仍然頑強而愚蠢地繼續揣著明白裝糊塗。

 

  不明不白把人抓了,「收拾」一頓,嚇唬一番,讓你親身見識一下「我黨我國」的厲害;若不「炒」也不鬧,順從配合,交代揭發,寫下保證書「永不再犯」,也許就不明不白再把人放了;若不肯配合,找個罪名把人判了,那也不費事。這本是某「強力部門」「依法治國」的一貫套路。李波、桂民海們既然落在他們手裡,不乖乖配合,也真的很難。

 

  尚在偵辦階段,未經司法定讞,連律師會見權都難以實現的犯罪嫌疑人居然可以在央視鏡頭下侃侃而談,自證其罪,這大概稱得上是「依法治國」與「保障人權」的中國奇蹟。可是,桂民海所認之罪,卻是一樁十二年前已經審結的交通肇事罪,即便有緩刑期間出境逃逸的情節,人們也不相信,「強力部門」千辛萬苦、冒險犯難地跨國「執法」,只是要為一位十二年前意外死亡的女大學生討還公道。

 

  那麼,桂民海、李波、銅鑼灣書店究因何事觸怒中共「強力部門」?目前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法。有關當局是否最終會給出一個坦率的說法,也還不一定。但此事與中共政治有關、由港版「禁書」引起,則幾乎是肯定的:也許是為了阻止某一本「惡毒誹謗」最高領袖的書籍出版?也許是對某些已出版的「禁書」秋後算賬,以儆效尤?也許只是為了懲辦某位在中共派系鬥爭中收了錢卻不出力的「叛徒」?

 

  這件事情,「細思恐極」(內地網絡用語,意思是:仔細一思量,真是恐怖之極)。持瑞典護照的桂民海在泰國「失蹤」,有香港身份證兼英國護照的李波在香港本地「失蹤」,二人並沒有泰國、香港的出境記錄,卻神不知、鬼不覺返回了中國內地。此案最引人注目的事實便是:陸港「兩制」之間的執法權界限,中國與泰國,中國與瑞典、英國的主權管轄界限,在中共某「強力部門」那裡,已經形同虛設。正如《環球時報》所暗示的那樣,不管你是不是香港居民,不管你有沒有瑞典國籍、英國護照,若惹惱了中央政府,「強力部門」有的是辦法讓你「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自願配合調查」,有的是辦法讓你陷入「負罪與愧疚」、「自願回國自首」、且上CCTV「認罪」。對於久已習慣自由社會之生活方式的香港人來說,這豈非恐怖之極?「一國兩制」既然保護不了幾位香港書商免於被跨境迫害,它最終也就保護不了任何一位香港居民的權利與自由。

 

  託CCTV、新華社的福,正是這兩大中央媒體的強勢介入,讓人們明白了香港書商「被失蹤」並非「強力部門」擅自胡為,而是代表中共高層意志、由中央政府背後撐腰的行為。本來,中共高層有兩個選項:一是爽快承認越境「執法」不符合「一國兩制」,應予嚴懲,同時啟動內部調查與追責程序,最後,或問責某個「強力部門」首腦,或拋出幾個「臨時工」以撇清責任;二是繼續迴避已經無法迴避的越境綁架真相,且繼續用「家書」、「懺悔」等低級噱頭轉移輿論視線,模糊事件焦點,最後,把本該由「強力部門」承擔的罵名通通攬到中央政府身上。第一個辦法固然是笨辦法,但於「一國兩制」的前景,尚有一絲挽回的可能;第二個辦法看似「聰明」,但於「一國兩制」與陸港關係,必將造成永久性、不可逆轉的傷害。中共選擇了第二個辦法,說明它並不在乎「一國兩制」的信譽。

 

  特殊部門越境「執法」非中共首創。以色列摩薩德跨國獵捕前納粹戰犯,美軍特種部隊跨國擊殺恐怖首惡本拉登,美軍也曾直接綁走身為巴拿馬總統的國際大毒梟諾列加,這些事情都曾傳為美談。金正日為吃到正宗的日本料理,派特工綁架日本廚師;伊朗政府為發泄宗教仇恨,全球緝拿言語不恭的詩人,這些事情則是令人齒冷的國際醜聞。有人以美國、以色列的跨國「執法」行動為中共辯護,但此事實在沒有什麼可比性:桂民海、李波、銅鑼灣書店或有濫用出版自由的過錯,卻並未犯下恐怖襲擊、發動戰爭、種族滅絕等重罪,而出版自由正是香港之制區別於中國之制的最顯著特點之一。《基本法》既然承諾了「一國兩制」,銅鑼灣的「禁書」再怎麼讓中共不爽,也只能循香港法治渠道去解決。

 

  該與中共相提並論的,只有朝鮮、伊朗。蔣經國統治後期的「江南命案」,與此次港人「被失蹤」亦可有一比。一九八四年十月,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僱用黑社會組織在美國槍殺了筆名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起因是劉宜良拿了台灣情報局的錢(劉宜良與台灣情報機構頗有淵源,且聯繫不斷,也有人說劉是台、美、中「三面間諜」),卻沒有按要求改寫其所著「禁書」《蔣經國傳》,而且還打算再寫吳國楨、孫立人的傳記,這幾本「禁書」大揭蔣家隱私,將蔣經國描繪為一個殘忍暴虐、胡作非為的惡棍,故此劉宜良被情報局長汪希苓視為應予誅滅的「叛徒」。

 

  台灣政府僱用黑社會狙殺美國公民,這是不折不扣的惡棍行徑,令美國政府震怒,美台關係跌入冰點。在美方窮追不捨調查之下,台灣方面不敢再掩飾,不得不承認情報部門涉案,並低聲下氣請求原諒。蔣經國下令逮捕法辦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副處長陳虎門,且被迫同意美方參與偵辦談話和測謊。沒有證據顯示蔣經國本人事先知情,但蔣的兒子、與情報機構關係很深、且唯一可能成為其家族統治接班人的蔣孝武則被風傳為幕後主使,事發後蔣孝武被「謫放外地」,從此遠離中樞。因此,江南命案成為蔣經國放棄世襲統治,走向民主轉型的契機。蔣經國全盤改組了驕橫恣肆的國安與情報機構,結束其「執法」使命,禁止其在美國從事秘密活動;他明確反對把優秀學生吸收進情報隊伍,認為那是「負數」;他也不再允許情治機構參與「掃除文化污染」、查封刊物、抓捕反對派人士,他很清楚那是一條不歸路。柏楊評價說,江南命案是「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南命案讓蔣經國知錯而改,那是因為有美國政府和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中華民國借力發力,走上了民主轉型之路。香港書商「被失蹤」案件對中共政制的前途、「一國兩制」的命運有何種影響?目前看來,中共只有掩飾之舉,並無警醒與悔過姿態。但香港各界與國際社會的批評越多,直接間接施予中共的壓力越大,則此事產生正面效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