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美,滿心希望與奧巴馬共同宣佈艱苦談判已達七年之久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取得重大突破,即將進入最後衝刺階段,但這一進程未能如期完成,某種程度上,習訪美難言「成功」二字;而習近平前腳剛離開美國,由美日加澳共十二個亞太經濟體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後腳便宣佈達成協議。這意味著,一個迄今為止經濟體量最大(佔全球GDP百分之四十)、涵蓋範圍最廣、開放程度最高、貿易規則最新的自由貿易區撇開了中國,即將在中國眼皮底下成立。

 

  對中國政府而言,此事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甚至有些猝不及防。比起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曾經帶給美國的尷尬,TPP帶給中國的難堪和窘迫無疑更加長遠,也更具實質性意義:美國不加入亞投行,其所受損失充其量只是或然增加的機會成本,而中國被摒除於TPP之外,所損失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國際市場份額,和實實在在的對外資的吸引力。或者說,美國丟掉的只有面子,中國丟掉的既有面子,更有裡子。

 

  中國政府在TPP的事情上大概是因過於「自信」而戰略失算了。雖然對TPP抬高標準以擠兌中國的「美國陰謀」感到十分不爽,但中國政府其實也並不特別在意,面對國際貿易規則的重大變革,中國政府基本上採取冷眼旁觀、消極等待的態度:它既不願意竭誠追隨,也不打算嚴肅應對;既不準備改變自己以適應變革,又不可能改變世界以遷就自己。之所以選擇消極對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抱有僥倖心理,他們不相信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可以完成TPP談判,而奧巴馬之後的美國政府是否仍然對TPP滿懷熱情則大可懷疑,所以,當奧巴馬與本黨(民主黨)、白宮與國會、美國與其他各國因TPP談判而陷入各種國際紛爭和國內批評浪潮之時,中國政府不但沒有體驗到被亞太各國疏遠冷落的失意感,反倒有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態。

 

  在中共當局看來,TPP談判沒什麼大不了,對中國已經形成的貿易優勢地位衝擊不大,有衝擊也是未來時而非現在時:其一,TPP不是鐵板一塊,參與各國無不瞻前顧後,美國人擔心自己的知識產權被侵犯,日本人擔心自己的農產品市場被瓜分,越南人擔心自己的一黨制政權受衝擊……,TPP最終能談出什麼結果、能不能按美國的意願談成功,原本都不是很確定的事情;其二,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的多邊談判歷來曠日持久,因為談判內容關涉每個國家、每個行業、每個產品、以至每個從業人員的競爭地位和未來收入,往往國家越多,標準越高,則談判越難,而TPP自始即以「有史以來最高標準」自相標榜,此「最高標準」不僅有效嚇阻了中國知難而退,也令談判進程更加頭緒紛繁、困難重重。想當年,江澤民、朱鎔基痛下決心加入GATT(關貿總協定)、WTO(世界貿易組織),其談判進程是何等痛苦、何等漫長,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自稱「黑頭髮談成了白頭髮」,如今亞太十二國另起爐灶,欲重建世界貿易體系,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收工。

 

  然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現實,這不能不讓中國政府、中國商界和學界受到刺激,感到焦慮。TPP提前上路這一事實說明,儘管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儘管中國早已是TPP大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但是,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主導權仍然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而中國則錯失了這一次至為寶貴的參與制定國際貿易新規則的良機。當然,事後再看,TPP沒有中國參與雖是中國的淨損失,卻絕對是其他各國的大幸運,是TPP之所以能夠較快達成協議的關鍵所在。以中國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份量和能力而言,做制度破壞者的本事綽綽有餘,做規則創新者的能力尚有不逮。中國在世界政經舞台上的表現常常讓小國畏懼、讓大國頭疼,卻極少被人廣泛信賴、受人普遍敬重。作為近四十年來國際貿易體系的「搭便車者」和最大獲益者,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中國,這樣的全球角色無疑是一個諷刺。

 

  中外輿論普遍認為,美國主導TPP談判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主要目的是制約中國,阻止中國過快「崛起」而與美國爭雄。為了說服美國國會和美國民眾支持TPP,奧巴馬總統似乎也很樂於採用拿中國說事的民粹化說辭,他說,「如果我們不在亞太制定規則,中國就會制定」,「當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潛在客戶生活在我們的國境之外,我們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但這樣的說辭並不準確,一是小看了TPP的歷史意義:一項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使關稅壁壘成為明日黃花、使貿易保護主義成為過街老鼠、使經濟自由達到全新高度、使憲政體系和普世價值導入全球化貿易格局的新規則體系,豈是專為防範中國而設?二是與事實並不相符,事實上,美國政府早在二○○九年高調宣佈加入P4並將其改名TPP之後不久就曾邀請中國加入,但中國政府認為美國預擬的條款「對中國不利」,有些條款中國根本無法接受,故決定不參加TPP談判。所以,在事實層面,並不是美國或TPP成員國發動了一場「制約」和「圍堵」中國的「陰謀」而拒絕了中國,而是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本國人民擁有更多的經濟自由、專制政體承受更大的外部風險、國有經濟面臨更多的國際競爭而傲慢地拒絕了TPP。正如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拒絕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商減排協定一樣,此次TPP之初也不是美國不願與中國合作,而是中國不肯承擔與美國合作的責任和後果。有許多人用「TPP不帶中國玩兒」來調侃美國或取笑中國,但嚴格說來,缺席TPP正是中國的自主選擇,不管對錯,都是它自作自受,其得失、榮辱與別人沒有多少關係。

 

  TPP規則體系之中最讓中國政府神經過敏、最不為中共體制所容忍的部分,除了對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貨物、服務和投資幾乎一步到位的「零關稅+准入前國民待遇」之外,主要是一些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共所謂「政治穩定」、「國家安全」和「經濟主權」不相匹配的內容,比如,「企業與政府爭端解決機制」將使中共沒辦法驅逐Google之類不聽使喚的跨國企業,「信息自由」條款將使中宣部無從處罰《紐約時報》那樣的外國媒體記者,「市場准入」條款將使扎克伯格不必費力討好習近平也能理直氣壯讓Facebook進入中國市場,「勞工權益」條款將使獨立工會運動在中國成為不可避免,「私有化」條款將從根本上削弱「中國模式」的經濟集權體制和紅色權貴的「執政能力」,……中共如果坦然接受了TPP的這些個「制約」,也許習近平將會痛苦地承認自己不是「男兒」,也許中共當局將會痛定思痛進行必不可少的政治體制改革,而這才是共產黨政權最不能認可、最不敢嘗試的變革之舉。所以,關於中國缺席TPP的理由,最恰當的解釋不是「TPP不帶中國玩兒」,而是中共沒自信、沒勇氣玩TPP。

 

  米爾頓‧弗里德曼(港譯佛利民)寫道:「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在保證個人自由或民主的意義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對於中共政府,它現在必定已經意識到了,它的政治和社會體制至多可以容納WTO──事實上也容納得不好,卻很難與以TPP為代表的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貿易新規則實現對接、完成匹配。接下來,當TPP規則在更為廣泛的區域裡推廣開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將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怪物,也將逐漸變成一個國際貿易體系裡的異類。前面的道路有兩條,要麼中國順應世界,要麼世界拋棄中國,這就是TPP對中國政經體制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