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辱毛」賈禍,遭到毛左派和官方媒體的肆意圍攻而不敢自辯,或將被迫辭職;高瑜揭「七不講」蒙難,被當局以所謂「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重判七年。今夕何夕,今世何世?江湖如此險惡,政治如此黑暗!

 

  這兩個人的身份與履歷很不一樣:一個是家喻戶曉的央視著名主持人、八面玲瓏的「國民姥爺」,一直「吃共產黨的飯」,以謳歌盛世、諂媚當局為職業。表面看,畢福劍似乎在體制內如魚得水,揮灑自如,混得有頭有臉、風光無限,誰知一句酒後真言,「別提(毛澤東)那個老X養的,可把我們害苦了」,他曾經擁有的一切光榮與夢想、成功與幸福,便頃刻間如夢一般變作往事、化為泡影。

 

  另一個是早已脫離了體制,且被體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女記者,八九年曾慷慨赴國難,因推動召開人大特別會議以破解民運困局而被政府秘密囚禁,此後又因堅守監督權力、揭示真相的記者天職而兩入牢獄,後半生吃盡了共產黨的苦頭。如今高瑜已年逾七旬,卻不料因為揭發「七不講」這一愚蠢、醜陋、惡毒、荒謬的「國家秘密」而遭到「依法治國」者流的無恥報復。習近平不是自稱尊重儒家傳統嗎?豈不知《周禮》言「赦老耄」,《禮記》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除了貪、盜、搶、傷、殺等重罪之外,中國歷代刑律對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都是網開一面的,七年徒刑就是習近平的「仁政」「德政」嗎?

 

  雖然畢、高二人的身份不一樣,但這兩件事情的性質卻是一樣的,這就是:憲法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遭到了粗暴侵犯。經過淨網絡、清媒體、整律師、談文藝、肅高校等「意識形態亮劍」動作,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進入言論自由的冬天。言路已經冰封,自由正被凍結,體制內外,惟余莽莽,黨國上下,早失滔滔。

 

  畢福劍謹慎一世、大意一時,他的全部「錯誤」,不過是酒後忘形,一不小心忘記了要「吃共產黨的飯」,就必須白天在節目裡「裝孫子」,晚上在飯局裡繼續「裝孫子」。不錯,他言語「不雅」,爆了粗口,但是,第一,他是在私人飯局裡爆粗;第二,他爆粗的對象,乃是千古未有之大暴君、大獨裁者、大劊子手,是在鎮反、土改、反右、大躍進、「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犯下了嚴重罪孽、欠下了纍纍血債的毛澤東。對於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偉大領袖」,普通語言有所不逮,或許也只有爆粗口才能表達人們內心的真實感受。毛澤東既然親自把「脫褲子」、「操娘」、「拉屎」、「蠢豬」等粗話引入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把「放屁」直接寫進詩詞,也就怪不得人們以彼之道還諸彼身。

 

  「辱毛」事件被炒得太大,對於為保飯碗而有苦難言、不敢置辯的畢福劍來說,這不公平。他已經道歉了──想必內心是委屈的,可央視仍然不依不饒,《中國紀檢監察報》仍然以所謂「黨的紀律規矩」施以欺壓恐嚇。除了辭職,畢福劍還有別的選擇嗎?

 

  此事件的實質當然不是「不雅」,也不是「告密」,而是言論自由的缺失。一個酒桌段子,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表達一點想法和意見,即使他說的不對──何況並沒有什麼不對,那也僅僅是行使其憲法保護的言論權利而已。美國最高法院最著名的法官霍爾姆斯說過,言論自由的涵義是,即使「那些為我們所痛恨的思想,也是自由的」,那些為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表達方式(比如焚燒國旗或損毀政治與宗教象徵物),當然也是自由的。一九七一年,約翰‧馬歇爾‧哈倫法官針對一位加州小青年公開展示T恤衫上書寫「操你媽的徵兵」的「過激行為」,認為這仍然是一種應受保護的政見表達方式,他寫下了如下精彩判詞,「一個人的粗話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將這句話用在畢福劍事件上也恰如其分。

 

  包括《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在內的媒體一窩蜂地譴責「告密」,當然,告密是可恥的,但人們仍需謹記,告密是果不是因,而且,要切忌將善意傳播與惡意告密混為一談。善意地傳播他人的思想和觀點──即使是通過某段「不雅視頻」所表達的思想和觀點,也是言論自由題中應有之義。袁騰飛的學生傳播了老師痛罵毛澤東的講課視頻,人們並沒有指責學生告密,反而將袁騰飛捧為「史上最牛歷史老師」,這才是正常的社會反應。迄今為止,尚不清楚畢福劍飯桌視頻是如何流出的,但無論如何,對於視頻流出所產生的不利後果,人們最該譴責的似乎不應該只是「告密者」,而應該是毛左派和官方輿論對個人權利的不尊重、對非毛化言論的不寬容。先有侵犯公民言論自由的壞制度,才有刺探和舉報公民私下言論的告密者,這個邏輯不是一清二楚的嗎?比告密者更加可恥的,是鼓勵告密、接受告密的黑暗政府、陰暗社會,這個邏輯不也是一清二楚的嗎?

 

  而高瑜事件則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當局對憲法的蔑視和對言論自由的仇視。現在,「七不講」已經自動升級成了「八不講」:不准講「七不講」。因為「七不講」已經傳達到市地師級,早已滿城風雨,早就無所謂「秘密」可言。高瑜不同於一般人之處,是一般人滿足於傳言,而高瑜則將最嚴格的真相呈現給大眾,這正是一位優秀記者的天分和職守所在。從來源講,「七不講」是黨內文件,無關國家秘密;從內容講,「七不講」公然違憲,而無關軍事、外交、反恐等主權、國安等秘密事項;從後果講,高瑜揭露了「七不講」,國土未失一寸,國權未喪一分,國庫未損一文。這算是哪門子的國家秘密?高瑜揭此種秘密何罪之有?

 

  新聞自由既是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國家的結構性設置──它是確保國家體制正常運作、政府不至胡作非為的制度結構之一。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新聞自由理應置於比保守秘密更加優先、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人民的知情權與政府的保密權之間,誠然需要有所兼顧、有所平衡,但無論如何,前者是本,後者是標,後者服務於前者。那麼,即便「七不講」確實是所謂「國家秘密」,但因為它是骯髒的秘密,是違憲的秘密,是不應該向人民隱瞞的秘密,高瑜揭露了它、批判了它,此舉實在是為民謀利,為國立功。

 

  畢福劍事件差點引爆民間新一輪評毛潮,高瑜事件則映照出新聞自由在中國的現實窘境。某種意義上講,畢、高二人都是以自身行為衝破「七不講」禁令的英雄。體制內外有此二人,乃中國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