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元旦到了。大陸朝野正陶醉在「嫦娥登月」的美夢裡,可以暫時忘掉沉沒在霧霾夢魘當中的痛苦了。

 

  其實用「舉國體制」造出幾粒「興奮劑」,然後靠它的藥力來「振興中華」,這種效應已經越來越低了。何況別人幾十年前就已經解決了真人登月的難題,如今把一個月球車送上去,有什麼值得大吹大擂呢?說穿了,無非是給所謂「中國夢」添點彩頭而已。

 

  所謂「中國夢」其實就是稱霸世界的「大國夢」。這種夢想,肇始於毛澤東,落實於鄧小平。毛澤東在斯大林死後夢想稱霸世界,結果弄得國將不國,連他自己也家破人亡。鄧小平比他精明,利用胡耀邦挽回了共產黨的威信之後,用「六四屠城」扼殺了政治改革,然後用有限的經濟改革來維護獨裁統治的「合法性」。他給中共留下「韜晦」的策略,以免樹大招風。其實他的「不稱霸」,只是在羽翼未豐之前的「保護色」而已。這個「不稱霸」恰恰是為更好地「稱霸」作準備。如果本來就是一隻綿羊,腦子裡根本就不可能有「稱霸」這根弦,怎麼能彈出「不稱霸」的聲音呢?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有什麼樣的內政,就有什麼樣的對外政策。壓迫本國人民的政權必然對外擴張。

 

  如今經過三十年的「韜晦務實」,中共十八屆班子大概覺得羽翼已經豐滿,可以到世界舞台上和美國一爭高低了,這就是習近平的智囊們急於用「中國夢」來取代胡錦濤「和諧社會」的深層原因。

 

  很明顯,新班子上台一年來,不但把二戰結束時遺留的一個無人小島問題越炒越熱,而且冷戰思維好像也在借機還魂,不但對內煽動妄自尊大的民族主義狂熱,對外也大有重新劃分「三個世界」,再次組織「反霸」統一戰線之勢。

 

  與此同時,「黨的喉舌」和一些急於待價而沽的奴才,也看準行情,紛紛入市,競相把習近平往神龕裡抬。現在不但「中國夢」三個字已經在時尚流行語中拔得頭籌,而且有人已經捧出「新權威主義」的時髦外套,打算給習近平「黃袍加身」了。

 

  不知習近平本人是怎麼想的,反正「喉舌」輿論已經饒有興趣地掀起一場新的造神運動,把他捧為毛鄧之後的第三位統治中國的政治強人。三中全會之後他進一步的集權,又使人加深了這種看法。

 

  我們早就認為:歷史確實給了習近平一個天賜良機,使他成為當代中國歷史轉折點上的關鍵人物。然而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上,他究竟要把車子轉向何方,卻是一個至今沒有解決的問題。不要看十八屆班子常把「改革」掛在嘴上,但從本刊在上一期社論裡所提的質疑來看,他們走的完全是鄧小平那條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所謂「中國特色」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的「大國崛起」,當然可以運用壟斷社會資源和「舉國體制」的力量,在科學技術和軍事爭霸上迅速崛起。然而這種「崛起」之路,只能和人類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馳。這種路,納粹德國早就走過了,而且希特勒那種「國家社會主義」,比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效率還要高。他所煽起的民族主義狂熱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台,一九三九年德國就崛起為歐洲第一強國。但結果呢?不但給世界帶來災難,也害苦了德國。

 

  有鑑於這種歷史教訓,如今在迎接二○一四年的時候,我們願意向堅持鄧小平路線並且充滿「道路自信」的中共領導班子致以如下祝詞:

 

  和鄧小平道路告別吧!因為那不是一條振興中華之路,而是一條禍國殃民並且已經陷入危機的道路。

 

  第一,以「六四」屠城開始的鄧小平道路,在起點上就犯下了反人類的戰爭罪行。作為和「六四」沒有直接罪責的十八屆班子,你們本來可以和這個罪行切割開來,從而贏得人心。然而你們不但不給「六四」翻案,反而繼續用高壓「維穩」,結果越壓越不穩,已經逼得更多的人失去耐心了。這種高壓,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引發連鎖反應,使社會陷於真正的動亂。那時的事態發展,恐怕就不以你們的意志為轉移了。

 

  第二,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製造了一個權錢結合的特權階層,這股力量利用「鄧式改革」之機迅速坐大,如今已經成為阻撓改革的頑固堡壘,並且已經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如今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尖銳的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第三,去年吞噬了大半個中國的霧霾,是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惡果的一次大爆發。他這個「六字方針」,正是GDP掛帥,破壞生態平衡、毀滅自然資源的罪魁禍首。在這種「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大地和美麗河山,已經很難找到淨土,使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中國人幾乎都陷入吸不到新鮮空氣、喝不到乾淨的水、吃不到放心食品的可怕境地。而且這次霧霾災難,還僅僅是「六字方針」惡果的第一次爆發。在今後的時日,這種不計後果「向地球開戰」的愚蠢行徑,比如修建三峽大壩等等,必將給子孫後代造成可怕的災難。

 

  第四,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是用敵視人類文明的「黨文化」鉗制和吞噬自由思想、消滅一切異議、培植奴才和打手的反動政策,它從精神上扼殺了中華民族的生機。

 

  現在,中國的經濟從總量上排到世界第二,但鄧小平路線使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不但殃及子孫後代,而且現在就已經百弊叢生,走到盡頭,不改不行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告別了毛澤東那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因而開闢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然而鄧小平卻在爬到權力核心的時候,立刻搬出「四項基本原則」來阻撓改革開放,束縛人民的手腳,並且終於通過「六四」這場軍事政變,腰斬了改革路線,而把「鄧式改革路線」(堅持一黨專政,壟斷一切資源,有限改革經濟)強加給中國。如今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它不但禍國殃民,而且也使執政黨陷入統治危機。鄧小平這筆「遺產」,本來是十八屆班子可以利用的「資本」,只要他們認清形勢,下決心切割掉鄧小平留下的這個政治包袱,「與民更始」,便立刻可以化解危機,獲得人民諒解。可惜這個新班子上任以後總是在這個三义路口上徘徊,忽而「落實憲法」,忽而攻擊憲政,忽而「深化改革」,忽而「三個自信」,讓人不知道他們到底要走什麼路。如果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開創一個新時期是從告別「兩個凡是」開始,那麼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想開創第二個新時期,就必須告別「四個凡是」(即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可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羅列了幾十項「改革」,但在方向路線上卻拿不出一點新東西。顯然他們還是要沿著鄧小平那條路線走下去。

 

  然而要想讓中國走上符合現代文明的民族復興之路,就必須告別鄧小平。

 

  這是歷史的要求,它早晚要實現的。即使現在的掌權者不去做,終究有人會做到的。這就是我們二○一四年元旦的新年祝詞。